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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旧难辨（第1页）

二、新旧难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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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炎学派代桐城派而兴，是民初中国学术界的革命性变化，作为历史的进步，两派之间学术观念的差别显而易见，因此人脉关系上清楚地划分楚河汉界也容易理解。

那么，傅斯年的史学革命，学术思想究竟哪些方面超越前人，这是当年傅斯年极力强调，近来也有学者为之发扬，但争议仍然不少，事实并未厘清的关键问题。

学者已经注意到，《旨趣》只是傅斯年关于史语所的工作纲领，而不能视为他的全部史学思想或观念的完整表述。

[1]而且傅氏为了营造别开生面的效果，遣词造句不无语不惊人誓不休之嫌，从学理上看，偏激过头的话不在少数。

他反对的三个方面，即国故、疏通、普及，固然和不少人存在分歧，但他所主张的三点，如直接研究材料和事实，扩张研究材料，扩张研究工具，已经是包括太炎弟子和古史辩派在内的新文化派公认的规则。

虽然傅斯年一味着力于划清界限，还是有学者指出其史学革命与以整理国故为标榜的国学运动之间的渊源继替关系。

[2]

关于这一问题，近来学术界不无争议。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与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存在直接渊源，顾潮依据其父的《颉刚日程》，指出原来董作宾从内容推测“必是孟真的手笔”

的《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的《发刊词》（该刊第1期，1927年11月1日），其实是顾颉刚的作品。

[3]对此杜正胜别有见解，他认为，发刊词的著作权归属和执笔人虽然可以断定，“唯该发刊词所体现的学术方向：‘要实地搜罗材料，到民众中寻方言，到古文化的遗址去发掘，到各种的人间社会去采风问俗’，不能说顾颉刚不可能有，但把语言历史学提出来当作该研究所的纲领，却非归属傅斯年专利不可。

发刊词且认定这两门学问‘和其他的自然科学同目的、同手段’；治学态度上宣示‘没有功利的成见，知道一切学问不都是致用的’；治学方法则要‘承受［了］现代所［研］究所［学］问的最适当［的］方法’。

这些绝对是‘傅斯年式’的，不是顾颉刚的踪影。

……主张普及和致用的顾颉刚这时写下上述的宣示，显然是替傅斯年说话，可能因为傅是所长，秉其意思作文。

所以《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周刊》发刊词的著作权不能如实地按《颉刚日程》所记的认定”

。

[4]

与杜正胜刻意“见异”

有别，研究北京大学国学门及其影响的陈以爱更倾向于“求同”

的一面。

她认为傅斯年的学术理念，固然可以透过顾颉刚执笔的《发刊词》表达，但其中也包含不少顾颉刚的学术见解在内。

发刊词所陈述的工作方针，“无一不是国学门过去几年所提倡和发展的学术事业”

，顾总结国学门的研究方向，提纲挈领地写进中大语史所周刊《发刊词》，而董作宾误认为傅斯年所撰，“不但说明傅、顾两人当时在推动学术机构发展的‘大方针上是一致的’，也反映出20世纪20年代初期国学门所开创的各项学术事业，与20年代末成立的史语所工作之方向非常接近。

这无疑显示出史语所与国学门领导者，在学术理念上有许多相通之处”

。

[5]

傅斯年与顾颉刚、北大国学门与史语所之间的联系与区别，的确是认识傅斯年史学革命内涵的关键。

就此发表过意见的学人虽然没有正面争论，各自的不同倾向还是表露无遗。

然而异同究竟何在，仍然各执一词。

杜正胜指称属于傅斯年专利的，除了将语言历史学提为纲领外，其余几项在顾颉刚以往的学术活动中不仅并非毫无踪影可寻，而且可以说基本意思顾颉刚均已不同程度地表述过，甚至遣词造句也常常类似。

如治学态度不求功利，不讲应用，研究史学语言学和自然科学同目的、同手段以及承受现代治学方法等，恰是顾颉刚的一贯主张。

早在1924年6月，顾颉刚就指出“整理国故与保存国粹的大别，乃是一个是求知的态度，一个是实用的态度”

。

[6]1926年1月1日，顾颉刚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撰写长文《一九二六年始刊词》，所表达的思想与《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发刊词》一脉相通，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后者就是前者的凝缩。

该文的主要目的，正是要辨明“求知”

与“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