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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论（第2页）

这是认知理性的伟大贡献。

然而，认知理性也有一个重大缺陷，那就是它可以征服外部世界，却无法安顿自身心灵。

在世界的无限性面前，认知理性无论怎样富于一往无前的探索精神，它总会在某个时期使主体意识感到惶惑不安。

因而使之心理产生紧张、焦虑、孤独，甚至绝望等消极情绪。

基督教作为一种消除这些情绪的手段在一定历史时期曾是有效的，基督教之所以大兴于西方各国，恰恰是基于认知理性的这一缺陷。

但宗教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认知理性最终还是突破了宗教信仰，去孤军奋战了。

然而它越是前进、越是有力，人的内在焦虑、紧张就越是严重。

一部西方现代文学史正是人的心灵焦虑、紧张状态的展示。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如何安顿人的心灵，这也正是现代西方哲学苦思冥想的问题。

中国的士人文化从来没有将认知理性置于首要位置。

士人阶层在君权的压制下，从一开始就在如何安顿心灵上下功夫。

人格的自我塑造是他们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

道家的“清静无为”

“适性逍遥”

，儒家的“孔颜乐处”

“安贫乐道”

，佛释的“自性自度”

与涅槃之境，都是士人阶层的精神乐园。

一旦建构社会价值或探索宇宙奥秘的外指性活动受阻，他们便遁入个体人格境界的乐园之中，寂然不动，物来顺应，以不变应万变。

达到这一境界，一切世事纷争，肉体欲望所带来的紧张、烦恼都会被大大消解。

文学艺术正是这种人格境界的转化形式，也是他们安顿心灵的有效方式。

以这种的人格境界为底蕴的文学艺术与西方人那种以认知理性为依托的文学艺术在创作方式，价值标准，审美取向上都有极大的不同。

如果说，西方的文学艺术是认识世界的方式之说还可以成立的话，那么这样来概括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就不那么恰当了。

由于中国士人有了人格境界及其转化形式——诗词歌赋、琴棋书画等作为安顿心灵的有效方式，宗教对他们来说就不那么重要了。

士人们取之于佛学的，也仅限于丰富、补充自己的人格境界，并不是纯粹的宗教信仰。

中国文化如此灿烂，却没有属于自己的统一宗教，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

现代学者认为儒学、道家之学都带有某种宗教性，这是很正确的，正是由于有了这种宗教性，中国士人才不需要一种专门的宗教来解决心理焦虑问题。

中国士人文化较之西方文化的缺陷也是十分明显的。

从本质上讲，诸子之学除法家之外都可称为为己之学。

它们使人的心灵得以提升，达到某种自足的境界，这就解决了心理紧张、焦虑的问题，但对于自然宇宙的奥秘它们都存而不论，对于社会人生，它们的努力又基本上无效，这就使士人阶层除了在心性之学与文学艺术等纯精神领域有重大贡献外，对社会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缺乏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政治的事交给君主，科技的事交给工匠，作为精神文化承担者的士人除了做君主的工具，便仅仅停留在精神乌托邦的世界里，创造出了许多高雅、神妙、超脱、玄奥的精神产品，而未能推进社会政治的改造和科技的发展，这实在又是令人悲哀的。

有人说，一种文化的长处所在，也正是它的短处，诚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