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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屈原与先秦诸子之异（第5页）

而屈原则只能将自身命运与一家、一姓、一国相连，当楚国面临崩溃之时，他再也无从找到自己存留人世的价值依据了。

第二，屈原既然不属于士人阶层，他在价值观念上就无法接受士人思想家们的自救意识。

对他这样一位景慕楚国往代“先功”

，并欲尽心竭力使楚国实现“美政”

的贵族政治家来说，退而自保更甚于自杀。

因为他已经将个体生命系于政治生命之上，只有达到政治目的，个体生命才具有存在的意义，只有救国，才谈得上自救。

他祖先历代仕楚，他本人亦曾有显赫的政治地位，这就使他与楚王、楚民、楚国的一山一水建立起密不可分的联系，就像在笼中生活已久的鸟一样，即使放逐他，他也不愿离开了。

由于这些原因，就使屈原既无中原纵横游说之士那样的灵活机变，又无诸子思想家那样的超脱通达。

他的想象力无疑是杰出的，他的学识无疑是一流的，但他在丰富想象力与学识的引导下，也只是陈辞于重华，诉冤于宓妃。

他的《天问》也只能是一腔不平之情的宣泄。

他不能像庄子那样凭借超绝的想象力将心灵提升于大荒无垠之境以实现对尘世的精神超越；也不能像孟子那样凭“存心养性”

的“践履”

功夫以自我扩张，达到在精神上参赞天地、化育万物的至上境界。

他唯有以一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高洁，解脱自己的无限痛苦。

在他的价值坐标中，庄子的价值虚无主义、孔孟的道德理想主义都毫无意义。

他虽有理想，却不具士人的乌托邦精神；虽然执着，却无意叩问形上价值之域的大门，他只是一位政治、道德层面的“世间完人”

。

因此，唯有一死，方可保全他的“完人”

形象。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便不能同意以往关于屈原评价的某些传统提法。

例如，不少人都说他是中国古代诗人最杰出的代表。

在我看来，中国古代诗人的主体是士人阶层，他们都是先秦诸子救世意识与自救意识的继承者，而且随着君权的不断强化，后世士人将先秦诸子的自救意识大大强化了。

例如，魏晋南北朝士人及宋明理学家等。

屈原当然是位伟大的诗人，其爱国精神也有积极价值，他的人格也足以令人景仰，但在中国古代无数诗人的巨大群体中，他却是一个处于边缘位置的特例。

他的文化人格在士人文学家中并没有普遍性。

后汉班固在《离骚序》中说：“且君子道穷，命矣。

故潜龙不见是而无闷，《关雎》哀周道而不伤，蘧瑗持可怀之智，宁武保如愚之性，咸以全命避害，不受世患。

故《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斯为贵矣。”

这种见解实际上代表了古代士人最普遍的看法。

对于“不道”

的统治者，士人何苦做他们的殉葬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