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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黄宗羲的文化制衡策略（第2页）

）；另一方面旨在激发当权者的道德意识，这依然是孟子文化制衡策略的老路。

相比之下，倒是程朱的“天理”

多少带上了道家形上之“道”

的色彩。

因而陆王自以为把握了儒学真髓，这并非没有道理。

心学家将宇宙万物存在的依据，社会人生之价值依据，一归于心，这是对人的个体价值的高扬，具体说是对士人个体价值的高扬。

在陆王这里，这种个体价值尚不出道德范畴，但随着心学的逻辑展开，这种个体价值必然会突破道德层面而成为对个性的张扬。

这一点我们在阳明后学，特别是泰州学派及李卓吾那里可以得到印证。

另外，心学精神的进一步发展便又导致了文化制衡意识的空前加强，使这种制衡意识突破了原有模式，这一点则在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中有明显表现。

黄宗羲是晚明心学大师刘宗周的弟子，直接继承了心学思想精髓，他又受到明室倾覆的巨大创痛，因而在政治观上能发前人所未发。

在《明夷待访录》中，黄宗羲表达了下列几个方面的见解。

第一，批判君主以天下为私。

他说：上古君主损己利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

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

，今之君主则“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

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

（《原君》）。

因此，“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

这种见解的激烈程度并不下于鲍敬言的“无君论”

，与后者不同的是，在黄宗羲的心目中依然有理想君主的影子而不肯一般地否定君主。

第二，批判“小儒”

所奉行的“君臣之义”

。

他说：“而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谓汤、武不当诛之，而妄传伯夷、叔齐无稽之事，使兆人万姓崩溃之血肉，曾不异夫腐鼠。

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是故武王圣人也，孟子之言，圣人之言也。

后世之君，欲以如父如天之空名禁人之窥伺者，皆不便于其言，至废孟子而不立，非导源于小儒乎！”

（《原君》）“小儒”

是指那些将儒学意识形态化的君权维护者。

这类人的产生乃是统治者笼络士人政策的结果，在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社会形态中，统治者极力将士人文化官方化，将“道统”

置于“政统”

的制约之下，这可以说是一种反文化制衡的策略。

在这种策略的作用下，大量士人渐渐放弃了规范社会、制衡君权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