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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孟子对君权的态度（第4页）

与先秦儒家士人有所不同的是，秦汉以后的士人大都抬出一个更高的价值本原——“天”

来作为制衡君权的超现实力量。

这大约是因为对于权力高度集中的帝王说来，天较之仁义、礼、道更具有威慑力量之故。

例如，《吕氏春秋》云：“始生之者天也，养成之者人也。

能养天之所生而勿撄之，谓之天子。

天子之动也，以全天为故者也，此官之所自立也。

立官者，以全生也。

今世之惑主，多官而反以害生，则失所为立之矣。”

（《吕氏春秋·孟春纪·本生》）这就以天的名义规定了君主行为的准则——全天、全生。

而“今之惑主”

之谓则带有明显的批判性。

郭沫若认为《吕氏春秋》的每一篇每一节差不多都是和秦国的政治传统相对立，尤其是和秦始皇后来的政见与作风正面的冲突（《十批判书·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

只要读过《吕氏春秋》，我们就知道郭沫若此言可谓真知灼见。

吕不韦虽是秦丞相，但他是位商人出身的士人，而且他门下数千客卿又都是士人，所以《吕氏春秋》是一部反映了士人阶层，特别是儒家士人思想的著作，是一部以限制、引导君权为主旨的著作，可以说是士人文化制衡策略最鲜明的体现。

在这一点上，它可以说与孟子的思想一脉相承。

我们再看其中几段有代表性的话：“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

（《吕氏春秋·孟春纪·贵公》）。

又：“置君非以阿君也，置天子非以阿天子也，置官长非以阿官长也。”

（《吕氏春秋·恃君览·恃君》）又：“诛暴而不私，以封天下之贤者，故可以为王伯。

若使王伯之君，诛暴而私之，则亦不可以为王伯矣。”

（《吕氏春秋·孟春纪·去私》）这很明显是反对君主以一己之私而“家天下”

的。

这与孔孟的思想完全一致。

又如：“为国之本在于为身。

身为而家为，家为而国为，国为而天下为。”

（《吕氏春秋·审分览·执一》）又：“先圣王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

（《吕氏春秋·季春纪·先己》）这是要求君主从修身正己做起，如此方可治国治天下。

这与儒家修齐治平的思想毫无二致，都是规劝君主要行“内圣外王”

之道，先做圣人，后为君主。

另外，劝君主无为而治乃是士人制衡君权的一个重要手段。

老庄不必说了，即使孔孟也同样如此。

孔子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

（《论语·卫灵公》）。

而在《吕氏春秋》中更是反反复复讲君主无为的好处。

如：“君也者处虚。

素服而无智，故能使众智也。

智反无能，故能使众能也。

能执无为，故能使众为也。

无智、无能、无为，此君之所执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