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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的退化（第1页）

诗歌的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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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古斯塔夫·约赫曼[1][著]

引言[2]

接下来的这篇文章，若我们先看看它至今都不为人所知的原因再去探讨，理解起来便容易得多了。

精神作品（geistigeProduktionen）在历史传统中的位置并非总是单单取决于，或者说主要取决于人们对它们的直接接受。

这些作品的接受往往都是间接的，即以那些与之亲和的人——它们的先行者、同时代人和接班人——所留下的作品为媒介的。

人们的记忆总是建立在把留存下来的传统素材分门别类的基础之上。

这些门类具有流动性，构成它们的要素也一直在相互替换。

而那些长久以来都无法列入这些门类的内容，其归宿则是遗忘。

不论我们寻找与约赫曼心有灵犀者的先行者，还是寻找与其志同道合的同时代人，都会自然而然地发现，这些人的姓名或轮廓常笼罩在遗忘的阴影之中。

在约赫曼的上一辈人中，我们可以找到的是格奥尔格·福斯特（GeForster）。

就像福斯特本人曾在科布伦茨（Koblenz）被德意志军队所围困那样，他的作品也被封锁在了德国人的纪念塔外围。

他那些写自大革命时期巴黎的异常珍贵的书信当中，能冲破封锁防线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若存在这样一种阐述，且它能成功地揭示从福斯特到约赫曼等流亡法国的德国人的革命思想之连续性，那么，一种责任便会落到德国资产阶级先锋们身上，而这种责任则是这一阶级如今的接班人所无力承担的。

这种责任会落到诸如施拉布伦多夫伯爵（GrafSdorf）等人头上，此人生于18世纪中期左右，后来在巴黎与约赫曼结为挚友。

约赫曼根据此人的种种讲述写就了一部革命历史回忆录，毫无疑问，与这部回忆录相比，描写[18到19]世纪之交德国人流亡状况的各种回忆录都显得黯然失色。

对于那些有志于探究这些回忆录的人而言，或许瓦尔哈根（Varnhagen）[3]尚未发表的一些文稿还能提供一些独特的启发，它们如今收藏于柏林的国家图书馆。

瓦尔哈根用塔西佗式的风格为施拉布伦多夫描绘出了一幅肖像画：“是政治家，却谨小慎微；是公民，却对家乡倍感陌生；富足，却又贫穷。”

1820年10月4日，约赫曼写信给一个朋友道：“至今为止，我只结识了一位独立者：这位年已古稀的老者至今未曾需要一个仆人来伺候；他年入40000塔勒，自己花销却不到1000塔勒，他把其余的都用在了帮穷人维持家政上；一直以来，这位伯爵都只愿生活在等级身份不名一文的国度与环境里。”

此外，与约赫曼结交的还有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市驻巴黎的代办官厄尔斯内（Oelsner），此人与西埃士（Sieyès）[4]关系亲密。

正是在此人的社交圈内，约赫曼获悉了[法国大]革命时期，尤其是国民议会时期的诸多传统，它们在一篇关于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的杂文中得到了最为重要的体现。

上述事实是约赫曼政治观的见证，并且，复辟初期越是不倾向于维护和发扬这些传统，这一事实的决定性作用就越为关键。

在路易十八统治下，人们企图将1789年至1815年发生的那些大事件视作一系列犯罪及对人之身份地位的贬抑，并试图使它们在后来者和幸存者眼中变得声名狼藉。

德国资产阶级意识到，大革命时期的巴黎是他们的代言人，也是资产阶级解放斗争的可靠见证人，但人们不能认为，德国资产阶级的这种意识是陡然间消失的。

暂且撇开古茨科（Gutskow）[5]和海涅（Heine）不谈，即便对于亚历山大·封·洪堡（AlexandervonHumboldt）和利比希（Liebig）而言，巴黎也代表了世界资产阶级的财富，并且在尼采眼中，巴黎或许也仍可谓优秀欧洲人的首府。

直到[1871年德意志]帝国建立，德国资产阶级才丧失了其对巴黎的传统印象；封建的普鲁士将这座昔日的大革命和巴黎公社之城描画为罪恶的渊薮，将其贬低并践踏于足下。

在1871年9月的一份言辞激烈的捍卫巴黎呼吁书中，布兰奎（Blanqui）[6]写道：“据说，柏林将成为未来的神圣之城；它的光芒将照亮整个世界。

巴黎是狂妄、堕落的巴比伦，是个大娼妓，上帝派来的毁灭天使必将它……从世上铲除。

你们难道不知，主已将日耳曼种族遴选为他的子民并给他们刻上了标记？”

与此同时，也正是由于帝国的建立，德国资产阶级还丧失了与另一个同样内涵丰富的传统关联，而约赫曼这个人物则本该归于这种传统之中。

该传统关乎波罗的海诸省的自由运动。

约赫曼曾是波罗的海人，于1789年生于佩尔瑙（Pernau）。

他在这个小城中度过了童年，13岁便去了里加（Riga），在那里上完教会学校后，接着又就读于莱比锡、哥廷根和海德堡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