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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阳明讲会活动（第1页）

一、阳明讲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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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讲会？广泛地说，讲会就是讲学的聚会。

但是明代的讲学聚会有许多种形式，例如，书院中日常的讲学，朋友们不定期地交游、相晤问学的聚会，教化地方大众、类似乡约的社会讲学，以及地方缙绅士子们组成的定期讲学活动等。

[1]阳明学者参与和主导的讲会活动，其实包含了以上各种形式，而且各形式的讲会也未必可以清晰地界定和区分，有时三五人私下相问学的聚会便是一个地方性定期讲会的前身，[2]有时一个纯粹士人的讲会也会形成乡约式的聚会，[3]官学或书院中也会因某名儒的到访而举行特殊的讲会，[4]在定期举办的讲会期间也有朋友间的问学。

在时间上，有时不同的讲学方式是连续发生的，最常见的就是朋友们共约前赴某一讲会，在旅途中的彼此问学或拜访某学者，以及散会后，小群学者继续留会或共同游学。

[5]因此，要明确地界定讲会的形式或内容并不容易，也没有必要。

但是在这里，我主要想探讨的讲会是属于由地方缙绅及士子们组成、定期举行的集会讲学活动，即是已稍具组织规模却又未必隶属于书院机构内的讲学活动。

因为这类的讲会是地方乡绅和士人共同组成、有定期聚会、甚至有组织公约的社会团体，成员是地方社会中的领导阶层及智识社群，因此在地方社会中具相当影响力，也最能说明阳明学如何在地方社会中发展。

而且这类讲会又常为书院建构的前身，不仅可以提供关于某些明代书院兴复的新观点，也关涉着地方缙绅士子们在地方政治和公共领域内的活动。

简言之，这里所谓的阳明讲会可以说是指一种始于明代中期，由乡绅士子们结集组成，以阳明学为主导且兼具学术与道德修养目的的定期聚会。

这样的界说也大略勾勒出阳明讲会的成员、地域、时间和内容，下文将进一步讨论这些讲会所涉及的人、事与活动。

（一）成员

阳明讲会的成员主要以各地生员为主，但通常是在地方官、著名乡绅或名师宿儒的号召下才结集组会的。

从存留的各会语可知，阳明讲会的讨论多涉四书及先儒语录等学术性的论题，关切修身成德的操持，基本上是士人阶级所熟悉、关切的内容，参与者也必须具相当学识，因此可以推知大部分参与讲学的“同志”

是士人。

在书院或学宫中的讲会，主讲者多为名师，而参与问学的会友则以生员为多；几个著名的讲会，如青原会、水西会等，通常都有二三百位同志参与，[6]其中固然有极负盛名的学者、地方官和乡绅，[7]但不可能二三百人皆拥有举人或进士的头衔，大多数的参与者还是各地的生员。

其中除了少数后来成名的学者或官员，大部分参与这些讲会的生员都无法在历史上留名，但是这些结集于地方社会中的生员们却是阳明学的重要接受者，也是阳明讲会的主要参与者，他们的参与行动更是推动阳明学成为明代学术主流的重要力量。

讲会成员以生员为主和当时科举考试及士人社群结构的变化有密切关系。

上一章已说过，明代中晚期之后因官僚体制已呈饱和，科举日益困难，因此地方社会累积了相当多无法挤入官场窄门的生员。

这些生员在地方社会中虽不能像乡绅一样拥有高的声望和影响力，但在广大未受教育的社会民众之中，他们拥有的知识和文字能力仍能在地方事务与教育中起相当的作用。

而生员群体中潜在地拥有将来优秀的学者和高位的官员，因此也成为当时教育政策主要关切的对象，教育官员和学者与当地生员的接触机会颇多，地方学术文化活动中也少不了生员们的参与。

因此，我们虽然无法简单地把生员归入地方社会的领导阶级，[8]但他们的确有机会与领导人物接触、问学、表达意见，甚至间接地促成地方建设或社会运动。

在学术方面亦然，生员虽然不具有领导和号召的声望与能力，但是若没有他们的参与，鸿儒名师也无法带出新的学术风潮。

所以，生员人数的增加确实是阳明讲会于中晚明期间能够在各地方社会中蓬勃发展的重要历史因缘。

从有关阳明讲会的资料上看来，虽然生员是组成各地方讲会的主要成员，但若没有著名的学者或官员的号召提倡，讲会则很难形成或持续。

阳明学者如邹守益、王畿、钱德洪、王艮、罗汝芳等都是号召主持讲会的著名人士，他们所主讲的书院和讲会，如复古书院、青原会、水西书院、志学书院、东淘精舍等都是盛极一时的阳明讲学会所，也都受到地方官员的资助和倡导。

[9]这些著名学者除了在自己主讲的书院或精舍中召聚学生讲学，有时也因为周游讲学，而促成其他地区讲会的成立，例如，王畿和周怡（1506—1569）曾在嘉靖三十年（1551）结伴游历东南诸胜，随缘结会，过吴中时，当地官员集同志数十辈会于道山亭下，延二人前往主讲，“既如会，诸生惧其既别而或离也，乃图为月会之约”

。

[10]另外，桐川虽曾有讲会，但兴废不常，后来也是趁王畿再过桐川，在当地州守吴中淮的邀约下，有百余人会于复初书院，“既毕会，使君惧其久而复废，因图为月会之期”

。

[11]永新的文会在诸生周法等人的召集下，于嘉靖十四年（1535）初次集会，邹守益也赴会，又得地方官的极力协助，会中“诸生喜其俗之易感而惧其功之难恒也，乃仿惜阴之例，间月各会于乡，而春秋合会于邑。

置为文会约，相与遵而习之，以无忘良师帅及乡先生之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