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五结语（第1页）

五、结语

banner"

>

综合上述阳明讲会在诸县的发展，我们可以得知吉安府阳明讲会大致的兴衰状况，依时序可整理如下：吉安府第一个阳明讲会成立于1526年，是由安福南乡刘邦采等领导组成的小型地方讲会，16世纪30—40年代由于邹守益、聂豹、罗洪先家居，欧阳德亦有四年的时间居乡，这些著名学者在本乡极力倡导兴会，加上程文德出任知县以及徐阶担任江西学政的双重帮助，阳明讲会在吉安有了突破性的发展。

1533年首次召开青原大会，从此青原会成为江右阳明讲学的象征；1536年复古书院建成，使安福县的阳明学更具扩展、传承的实力；1558年复真书院建成，则是安福刘氏学者惜阴会讲学的成果。

吉水县由罗洪先带动讲学风气，从1543年玄潭雪浪阁的兴建，1546年辟石莲洞，到1557年石莲洞扩大增建，虽然罗洪先本人日益倾向潜居静修，但一直到1564年他去世为止，石莲松原始终吸引着各地学者前来请益讲论，实为一重要的学术中心。

永丰县的阳明讲学以聂豹为领袖，他虽没有建立自己讲学书院，却带领众多弟子，并参与青原、玄潭的讲学。

1543年曾梦祺构龙冈书院讲学，1559年刘沈等学者建立了太极书院，也都有阳明学的渊源。

泰和县则靠欧阳德于1542—1546年的兴发，带出一批年轻学者，加入青原、松原石莲讲学的行列。

欧阳德逝于1554年，邹守益、聂豹、罗洪先均凋谢于16世纪60年代早期，此时阳明讲学的气势已明显衰弱。

然而不久，第二代的江右学者成功地接棒，再度兴起青原山讲会的盛况，这一波的复兴主要靠邹德涵、邹德溥兄弟于1569—1571年的提倡，以及王时槐、胡直、刘元卿、邹元标、郭子章等人的参与和带领。

这一波的复兴也带动了新地方讲会的成立，以及地方书院、讲所的兴建。

例如，1567年以来王时槐带领庐陵县的能仁会，成为日后兴建西原惜阴会馆的基础；1573年刘元卿等人兴建的复礼书院，是安福西乡讲学的重要里程碑；1577年泰和的求仁书院则是胡直领导讲学的成果。

然而1570年兴发的讲学活动，不久便遇上最强劲的对手——张居正主政时期对讲学的压抑。

面对如此强大的政治阻力，讲学活动虽未被完全扼杀，却受创颇深，尤其像复古书院这样著名的大书院，所受冲击更深。

张居正去世后，邹元标上疏请复受毁书院获准，于是1583—1585年，各地纷纷展开重修书院的工程。

1583年仁文书院建成，日后成为邹元标讲学的重镇，也是吉水县的讲学中心；1585年安福复古书院也重新完工；1583—1587年王时槐的讲学中心——西原惜阴会馆——兴建完成；安福西乡以刘元卿为中心的讲学，则分别于1592年和1603年兴建了识仁书院、中道会馆。

综言之，从正德末年开始，江右阳明讲学共经历了三波兴盛的风潮，都是靠各县学者彼此联合、共同讲学所带出的结果。

这三个时期分别为：16世纪10年代当王阳明亲身讲学江右时期，此时许多学者信服良知学，归入王门，此也是阳明学派正式形成的年代；第二个时期是16世纪三四十年代，主要靠邹守益、罗洪先、聂豹、欧阳德等人的带领，青原会与复古书院的讲学从此成为江右阳明学的代表，此也是阳明讲学到达鼎盛的时期；第三个时期是16世纪70年代初期，当时江右王阳明及身弟子均已去世，讲学气势衰微，此波复兴讲学的运动则由第二、第三代阳明弟子领导，主要领袖是邹德涵、邹德溥、王时槐、陈嘉谟、刘元卿、胡直、郭汝霖，仍然聚讲青原山。

进入17世纪，阳明讲学气势明显不彰，一方面学术社会舆论纷纷指责讲学的弊病、思以矫正之；另一方面阳明学在经过三四代的传承之后，学者对王阳明的学术虽依然尊重，但对这位先师本人则不再有那种全然相信、愿意奉献己生以传其学脉的个人情感，加上不同思想论辩的激**、阳明学被严格地反省与修正，即便晚明东林、复社等结社讲学的风尚更盛，但已有意识脱离阳明学的内容。

从吉安府阳明讲会的发展情形，我们看见参与讲学的人数减缩，连带效应则是：能够在困难的科举中胜出，且愿意投身阳明讲学的精英，变得非常稀少。

上述吉安各县，进入晚明都面临缺乏缙绅之士提倡兴会的局面，因此在17世纪初，除了吉水的邹元标、庐陵的贺沚所带领的讲学外，阳明讲会活动已明显衰微。

再经过1625年魏忠贤的摧毁，更是雪上加霜。

尽管后来仍有修复书院的举动，以及施闰章试图再兴青原会的努力，但毕竟阳明学的时代已过去，新修的书院可以承载另一种学术活动的进行，施闰章主盟的青原会，与其看作是对阳明学的提倡，毋宁说是对阳明学黄金时代的眷恋。

从本章所论吉安各县讲会活动的发展，我们发现，除了安福以外，泰和、永丰、吉水三县的讲学风尚均不能持久。

泰和的欧阳德因长期仕宦在外，儿子欧阳绍庆同样居乡日少，因此虽然欧阳出身泰和望族，父子两人又热衷讲学，但其讲学并没有在泰和县内扎根。

而胡直一辈的泰和学者尽管有心讲学，却或困于功名，或早逝，不能成大气候；胡直功成名就之后虽回乡主持求仁书社讲学，也无法形成一活络的讲学中心。

永丰和吉水也同样在晚明呈现后继乏人的情形。

永丰的聂豹曾经有力地吸纳当地本有的白沙学风，与邹守益、罗洪先等人的讲学联结，在永丰县带出阳明讲学的风潮，不过其门人中只有郭汝霖能够承接在本乡倡导讲学的工作，郭汝霖晚年结合刘沈等地方学者，创建太极书院和敦复会，可惜从现有资料中几乎看不出此地方讲会的活动与后续发展。

吉水县的情形则是，罗洪先后来转向静修，对讲学不热衷，加上许多吉水门生早逝，使得吉水县的讲学活动在罗洪先之后出现断裂的情形；后来的邹元标，其学实得于胡直等人16世纪70年代在青原山的会讲，而邹元标于万历年间兴发的吉水讲学，则又多赖时势与其个人声望所成，且已不惜放弃阳明学的标志。

若先不论邹元标的讲学，吉水、泰和、永丰三县从16世纪30年代陆续兴起的阳明讲学风尚，其实在16世纪80年代已明显不能继续。

相较之下，从安福县扩大到庐陵的讲学，则有较长的延续性，地方乡里的小型讲会与复古、青原大会并存的情形，也较明显。

邹守益的家族能够长期取得学术与社会精英的地位，并且至少五代传承理学、投身讲会，使得邹氏家族主盟的复古书院、东山会，得以长期经营，且持续带领青原讲会。

而安福南乡刘文敏等学者，则成功地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学术领袖，如王时槐、陈嘉谟、刘元卿等，并且将地方惜阴会的运作模式与精神，配合着学说的内涵，扩展到安福西乡和庐陵西原。

位于庐陵的青原会，同时担负着江右讲学精神象征与实际凝聚各县精英会讲的双重功能，也有助于安福、庐陵地区成为江右讲学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