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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绍兴府（第4页）

从他写给弟弟陶奭龄的信中，我们可以更真切地感受到他对学问的看法和性命的追求。

他说自己因与袁宏道（1568—1610）等三四人密切交游，使他对于了究生死的重要性有更深刻的体会和心得，他也因此叮咛陶奭龄要时时钻研《楞严经》和《圆觉经》，不可轻易放过。

[58]他们的母亲也常年读佛经，颇能领略经旨，他还特别要陶奭龄常常把《圆觉经》顺文解释给母亲听，彼此都能有长进。

[59]从他对自己、对母亲和弟弟的真切期许看来，显然佛学才是其学术生命的真正依归。

或者也因为他对于阳明学的理解，根本上可与佛学融通，他说程颢是名叛（指辟佛）而实近也，王阳明、王畿是阳抑（佛）而阴扶也。

又说：“使阳明不借言辟佛，则儒生辈断断无佛种矣。

今之学佛者皆因良知二字诱之也，明道虽真辟佛，而儒者之学亦因此一变，其门人遂归于佛矣。

二先生者真有功于佛者乎。”

[60]可见，他并不在区分理学与佛学的前提下做选择。

承接周汝登与陶望龄这波讲学风气的士人，有余姚的沈国模（1574—1656）、史孝咸（1582—1659）、管宗圣（1578—1641）等人，都是热心讲学的学者。

沈国模曾到嵊县谒周汝登，周汝登告之：“吾老矣，越城陶石梁、刘念台今之学者也。”

于是沈国模至越，请陶奭龄、刘宗周讲学，并参与证人会，[61]证人会是刘宗周与陶奭龄于1631年在陶文简公祠共创的讲会。

[62]在此之前沈国模已设教樛木园，刘宗周则讲学解吟轩。

据孙中曾的研究，证人会的成立，正是陶奭龄所代表的浙东讲学，与当时已成为浙东讲学中坚的刘宗周的缔合，也是因应晚明政局学风，浙东学者冀望于讲学活动的一种反映。

[63]从时间上看，此是在魏忠贤毁书院行动之后，再度由著名士人主导兴起的讲学活动，同时期无论宁国府或吉安府都不再有如此规模的士人讲会，若有讲会活动，主要也是以地方性或家族性的小会方式存在。

因此，在某个意义上，证人会虽然承袭了早期阳明讲会活动，在学说师承上也确有关联，然而也有其突破创新的意义与地位，尤其当刘宗周承东林讲学者对阳明学的反省与批判之后，又面对阳明讲学对晚明学风造成的负面影响，证人会以及后续以刘宗周为核心的讲会活动，都不能简单地被归入阳明学讲会活动的延续，尽管两者的关系确实密切。

证人会后分出一个在白马山房聚集的别会，称证人小会。

这种因地理远近或人数多寡因素而在大会之外别立小会的做法，在讲会历史中本很普遍，不过据黄宗羲和刘汋的说法，此次分会乃因学术不合造成的结果。

[64]孙中曾则依董玚的文字质疑这种看法，指出白马山房学者与刘宗周证人会在当时仍有密切关系。

[65]根据《姚江书院志略》，1639年沈国模等余姚讲学者在证人会学者的帮助下，又在半霖建立义学，此义学于1657年改名为姚江书院，[66]这是余姚阳明讲学建立的重要书院，因为早期中天阁的龙山讲会并未能发展兴建书院，因此对王阳明故籍余姚而言，意义更显重大。

在此义学兴建之前，在城南尚友堂已有定期讲会，义学建成后，每月举办讲会，由史孝咸阐扬良知学，沈国模则每月一至，又请俞长民司文席。

当时人称沈国模、史孝咸、管宗圣、史孝复（？—1644）为四先生，都是主持义学内讲会的领袖。

[67]沈国模的门人相当多，包括苏元璞、郑锡元、邵振韶、邵曾可、史标、邵以贯、邵元长、韩孔当、王朝式、俞长民，这些人都是明清之际余姚热心讲学的学者，也是共同建立义学、举办讲会的主力。

[68]在沈国模和史孝咸去世后，义学内讲会曾中辍，加上当时佛教临济宗兴盛，许多人归入临济宗门下，批评道学、仇视儒学。

直到康熙八年（1669）韩孔当担负起主持院事的重责，以复兴儒学为宗旨，继韩孔当之后，俞长民担任书院主讲。

[69]根据姚江书院的志书以及清初的会规、会约，此讲会与刘宗周的证人会，无论在实际交往联络上或理念规制上，都有密切的关系。

因此，虽然黄宗羲严格区分刘宗周与从王畿以降传至陶奭龄、沈国模等人的浙中一脉，并且强调其对立性，不过如果就明清之际姚江书院内讲学者的立场而言，他们显然相当尊崇刘宗周之学，两个讲会间的交往也相当密切。

[70]关于此，孙中曾已有详细的说明，对于董玚和黄宗羲不同看法也已有讨论，此处不再赘述。

[71]至于刘宗周主盟的证人会讲学活动，以及证人会在清初的重新举会等，一方面因已脱离本书设定讨论的阳明讲会活动的范围，也因为已有许多研究成果，在此亦不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