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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晚明江右阳明讲学的特殊风格（第3页）

另外，当我们讨论晚明一般对泰州讲学的批判时，也必须考虑李贽因素所造成的发酵作用。

李贽坎坷的一生、深刻矛盾的宗教情怀、激烈的批判风格、骇人听闻的议论、加上他学说中隐含对一般是非价值判断及人伦规范的质疑，使他成为当时学术界著名的异端分子。

[55]他和耿定向的论辩争执，主要关键点乃在人伦礼法规范与信任自我心性间的紧张关系，[56]基本上延续了王畿与其批判者之间的张力，或甚至可以说反映了阳明学与程朱学对话的精神，此本不是可以轻易判断是非对错的。

然而，整个事件在当时显然加深了李贽异端狂妄的形象，当时针对李贽的批判完全集中在其“反礼教”

和“放纵欲望”

的形象上做文章。

而李贽对王畿和罗汝芳的倾慕，以及他对“现成良知”

论的发挥，也使得在观察晚明学界一片反对“无善无恶”

的声浪时，都必须考虑李贽的因素。

沟口雄三就指出顾宪成和冯从吾的反无善无恶说，基本上都是针对掺杂了“李卓吾要素”

的无善无恶之说，亦即针对李贽肯定情欲的言论而发。

[57]

至于泰州学风对江右的影响问题，我们知道，泰州学者中多有江西人，例如，何心隐是永丰人，早期虽在本乡倡族人建聚和堂、创义田、储公廪，但1561年之后何心隐逃离永丰，历游大江南北，并没有再回到吉安，其学说对吉安一地影响有限。

罗汝芳是建昌府南城县人，其讲学也确实深入江西，[58]但在16世纪80年代以前，其学对吉安府的影响并不算大。

根据我对吉安府阳明讲会活动的考察，确实得到和王时槐此处所言相当一致的看法：吉安府在晚明前期，尚能够相当程度地抗拒泰州学风的影响。

不过从王时槐之言，我们可清楚看出，他已备感江左风尚逐渐入侵的威胁，他说江左华靡、轻巧、放达之风，已足以使吉安高贤怅惜惶恐，故他呼吁江右士人要共同起来，继承江右士人传统，才能有效遏阻江左学风入侵。

[59]

尽管江右学者严厉地批判、刻意地打压江左学风，但强势文化的侵入和影响，毕竟有不可拦阻的穿透力量。

当17世纪初期，尤其是王时槐去世（1605）之后，李贽、泰州学派和佛学在江右流行的情形更加明显，刘元卿就直斥李贽是败坏江右风俗的大罪人：“敝郡庐陵泰和之间，倏化为夷俗，至有明斥孔子为钝根，谓五伦皆假合，推此风不至趋于乱不止，此其端皆起于卓吾诸人，而其流弊遂至于此。”

[60]然而从这段话，以及他所说：“迩日禅锋炽燃横被，江右谈者辄以了不可得为妙义”

；“吉州学者寥寥，自王塘翁物故，如群蜂失主，莫知所归，高谈者，穷无何之乡，冥栖者，入黑漆之筒，使中庸一路遂成榛荆。”

[61]我们则可知，17世纪初江左风气对江右的强大感染力，也可以感受到在王时槐去世后，刘元卿所承受的压力。

面对江左文化的强大威力，他也只能再次召唤江右传统以资对抗。

（二）江右讲学风格

本节将从三方面来讨论在抗拒江左学风的特殊历史情境下，晚明江右阳明讲学到底呈现如何特殊的风格：一、针对重悟轻修、过度相信自己感官情绪的弊端，江右讲学者致力于长期静修明性的工夫；二、针对重内轻外、**越礼法、混淆名实的弊端，江右讲学者强调礼法等社会规范的重要，并再度肯认名与实间的关联；三、针对虚谭不实的弊端，江右讲会特别营造一股静肃潜修的氛围。

（1）长期静修以明性的工夫进程

前文已谈到，江右学者的批评主要是针对王畿“现成良知”

理论所造成的影响而发。

“现成良知”

论因为对于良知本体有全然的信任，一切以良知自然呈露为依归，强调顺着本心良知去体悟、去做工夫，即罗洪先所批评“无工夫可用”

的工夫。

泰州学派与此有相当契合之处，同样强调圣人之学应顺应良知之自然呈露，是自自然然、不费纤毫之力的，也同样反对一切以人为费力之固定工夫程序的追求。

这种工夫论倾向经常被视为是“崇妙悟而略躬行”

，为开启懈怠荒**不拘学风的关键，因此饱受批评。

相应于这种批判的态度，聂豹和罗洪先都同时采取以静修的工夫回归性体的为学取径，来从事圣学，他们也确实都经由这样的工夫进程，体悟真道并确立己学。

聂豹在狱中长期静坐而见光明心体，成为奠定他归寂学说的关键；[62]罗洪先1546年辟石莲洞后，多洞居静修，“默坐半榻间，不出户者三年”

，1555年更废书块坐三月，恍然大觉，从此才真正确立其“收摄保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