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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语（第1页）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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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主要透过考查晚明江右深具代表和影响力的理学家——王时槐、刘元卿——的言论与行为，讨论晚明江右学者的地域认同，以及他们诠释、建构传统的做法；晚明江右阳明讲学的特殊风格。

以上两部分的讨论均着重强调在“晚明”

这个特殊时间分期中，江南与江右文化风俗，以及理学内部江右与江左学派之间激**对话的过程。

亦即，从文化竞争与自我认同的角度，探讨晚明江右阳明学在当时整体学界中的位置与发言。

在第一部分中，我们说明当晚明江南因经济和政治实力，成为全国文化流行的中心时，江右士人感受到不断被边缘化的危机，却又似乎完全使不上力以逆转这种下滑的趋势。

然而在这种危机感的驱动下，他们必须重新为自己寻找定位、凝聚认同。

王时槐、刘元卿等著名的江右讲学者，一方面投入地方志的编纂工作，透过对吉安文化传统的诠释，他们发现了，质醇的民风、忠臣气节、阳明理学是吉安最重要的文化遗产，也是他们最足以抗拒江左颓靡文化入侵的资产。

另一方面，他们更是竭力地投入倡导地方讲会活动，以行动和学术思想，来传承并开创属于江右淳正的学术风貌。

他们重复诉说着前辈们齐聚青原的盛况、仿效着过去月复一月或季复一季的讲会活动，透过言语、文字和行动来诠释传统，也因此发扬传统。

就某个意义而言，16世纪40—50年代江右邹守益、聂豹、罗洪先等学者讲学的事件，实在是通过晚明学者们的记忆召唤与书写，才更清晰地显出其重要的历史面貌。

第二部分则从三点来说明晚明江右讲学的重要风格：长期静修以明性的工夫进程、重视礼法与肯认名实关系、静肃的讲会氛围。

这三点分别呼应着他们对晚明江左学风的批判：即所谓“崇妙悟而略躬行、崇虚寂而蔑礼法、多虚谈而鲜实行。”

江右学者在工夫实践方面，是以一种长期向内静修的方式为基调，这既是对王畿和泰州学者“自自然然”

“无工夫之工夫”

论的一种纠正，也是他们确实实践后所领悟的心得。

虽然这种静修的倾向不免招致近禅的讥评，不过因为江右学者对礼法规范、品格操守的坚持，不仅普遍获得士大夫的赞赏，也使他们能免于受到过激的批评。

而呼应着对王畿和泰州之教导致“败坏礼法纲纪”

的批判，江右学者则十分强调礼法规范的重要性，并且重申名实之间的关联，认为名节是道的樊篱，不容任何人以“不好名”

“断名根”

为口实而混乱道德表述。

最后，我们则从晚明江右的一些讲会会规中，看到一种格外强调静肃自修、压抑言说、减少人与人之间互动的特色，这种强调也改变了早期阳明讲会所标榜的“互相规过”

的直谅作风。

此种静肃的风格，呼应着他们对当时江左学风“多虚谈而少实行”

的批判，但却非只在表面行径上欲求区分或改革的做法而已，更与学者们之工夫实践与思想内涵紧密相关，是在当时学风刺激下，反思与实践的心得。

[1]JohnDardess，AMiy，Ch.8.

[2]刘元卿，《诸儒学案》，台南：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5年；周汝登，《圣学宗传》，台南：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6年；孙奇逢，《理学宗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3]例如，邹元标：“常窃疑海以内播迁几三百人，岂无申只手辟巨眼，为吾道一吐气者。”

即可见学道人数并不多，载邹元标，《答胡趋儆侍御》，见《邹子愿学集》，卷2，63b～64a页。

这种现象和感想也会因地而异，例如，苏松地区，文人文化显然胜于理学文化，普遍而言，阳明学并不兴盛，江右地区则理学较兴盛。

参见宮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の士大夫と民眾——明代史の素描试み——》；JohnMeskill，GeerestsaheYaa，AnnArbor：AssoforAsianstudies，1994，pp.33～70.

[4]我未能找到其名。

[5]杨东明，《山居功课》，卷6，72b～73b页。

[6]对于士人地域认同的问题已有许多重要的讨论，特别是RobertHartwell和RobertHymes指出从北宋到南宋之际，士人阶层的社会参与有一重要的转向，即从全国性事务转向在地方社会中经营，其对地方的建设与认同亦转强。

本文所讨论的明末江右士人的地方参与，虽然看似这个趋势的延续，但毕竟时间已到16世纪末的晚明，从南宋到晚明到底经过怎样曲折的变化？这种对地方社会的经营与认同是否在明初中央集权体制下曾被打断，晚明再起？对于这些问题，作者未能深研，无法回答。

PeterBol对金华地区的研究，同样指出晚明金华士人有颇强的地域认同，且不是从南宋延续发展到晚明，明初朝廷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较强，地域性的士人活动与意识亦相对受到压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