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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理性主义思潮的历史流变（第2页）

在讨论“什么是美德”

时，苏格拉底引导人们坚持理性的指引，追求知识的确定性。

他认为“对于美德”

，“不论它们有多少种，而且如何不同，它们都有一种使它们成为美德的共同本性”

。

柏拉图不仅系统地阐述了理性主义本体论，而且阐述了理性主义认识论。

他使真、善、美与理性天然结合，成为光照西方哲学的“理性之源”

。

亚里士多德则处处关心确定的概念，把理性主义对事物确定性的追寻提高到哲学本体论的高度，把精神和自然的个别方面的本质，以一种简单的方式，高度地概括成一系列理性原理。

古希腊理性主义在亚里士多德的“主动理性”

中臻于极致。

[2]至此，古希腊的学术体系及其学者的学问取向已经蕴涵了后来西方大学与学术文化传统中引以为重大特征的种种萌芽，即对绝对知识的执著信念，通过知识而达至善与自由的境界。

古希腊作为认识论发展的第一阶段，为后世奠定了理性主义的传统。

像泰勒士、毕达哥拉斯（Pythagorean，约公元前580—前500）、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学者都从事纯理论与纯思辨性学术研究，对他们来说，“研究自然本身就是一种回报”

，而“那种主导我们自己所处的社会的思想，即认为科学是物质进步的关键，这对古代社会来说是非常陌生的”

[3]。

古希腊这种自由知识观鲜明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爱智传统与理性精神，成为自由教育、学术自由的思想基础，深刻地影响着后世倡导自由教育的思想家与教育家。

到了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理性思维的重大特征首先就是把矛头指向盲目信仰和崇拜权威的蒙昧主义，提倡科学，大胆思索，鼓励人们对宗教经典和神学教条大胆怀疑；他们还论证了理性的基础、功能和作用，认为科学是发挥理性作用的工具和方法，科学对自然本质的认识和规律的发现会使人们在理性上获得真理、行动上获得自由。

[4]法兰克福学派领军人物霍克海默（MaxHorkheimer，1895—1973）和阿多诺（TheodorWistuqrund，1903—1969）认为，启蒙理性作为一种观念系统，主要包含以下五个中心教条：（1）启蒙理性为人类确立了自主性、个体性、不被宰制和人类的幸福等理想；（2）启蒙理性所认可的知识被称做真正的知识，具有下述特征：①客观性，它奠基在人类的“主观性”

与客观的自然（作为知识对象）之严格而清晰的区分上；②同一性，作为知识系统必须把个体体验（已被认知的东西）纳入统一的一般概念之下，展示它们的“一致”

方面；③从本体性上说，知识应该是使用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的结果；（3）启蒙理性相信，随着社会中真正知识的增长，启蒙的理想一定能在各个领域得以实现；（4）启蒙理性坚持一种普遍批判原则，认为信仰和权威不算什么，甚至传统也不算什么，每个信念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表明自己的合法性；（5）启蒙理性坚信，自身（启蒙）与野蛮主义和神话绝不相同且互相对立。

[5]因此，在启蒙时代，西方理性主义在本体论、价值论和认识论方面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启蒙思想家通过对人所固有的理性和人权的强调，使哲学由以神为中心转向以人为中心，由各种盲从和迷信转向对自然界的认识和改造，因而他们所倡导的这种理性主义精神既是一种强调人的价值和意义的人文精神，又是一种与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相适应的科学精神，这一时代因此被公认为理性的时代”

[6]。

可以说，如果从知识论角度来衡量，英国的自由运动和法国的启蒙运动都延续了古希腊以来西方怀疑与求真的血脉，相信通过理性的力量改善人们的生存状况，并且认定自由、平等、人权是天赋价值观念。

德国的新人文主义运动既推崇古典文化为完美的范型，又反对平面、单调的理性主义，其直接后果就是建立起了一种新知识观和历史观，促进了现代学科体系的产生。

伴随着启蒙理性的形成，在哲学世界观方面，理性开始萌生了一种有关经验理性和天赋理性的内部分裂。

由于英国既是近代自然科学的发祥地，又具有唯名论的历史传统，因而源于经验论哲学的经验理性主要诞生于英国。

从本质上讲，它是一种经验理性，试图用经验来界定理性的范围与内涵。

正如洛克（JohnLocke，1632—1704）所言，“凡是在理智中的，无一不是在经验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