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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问题视角与方法（第1页）

三、问题、视角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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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问题

1.阐释新中国成立以来普通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分配机制的基本特征

不同时期，高等教育分配机制具有不同的特征，描述和澄清不同时期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分配机制是本书的基础和前提。

本书依据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分配标准，将新中国成立以来高等教育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主要按照政治标准和学术标准来分配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大致对应1950—1957年）；第二个阶段，政治标准成为主导（大致对应1958—1976年，不包括调整时期）；第三个阶段，学术标准被重新确立并且逐步向多元化标准转变（大致对应1977年至今）。

这样的划分没有遵循严格的时间顺序，而是把那些表现出共同特征的事件放在一起进行分析。

本书的研究重点是公立普通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分配问题，之所以如此，是由于相对于成人教育、民办高等教育而言，无论在规模、质量还是影响力上，它都具有更多的优势和典型性。

对于政府而言，它更能体现国家的意志和利益，对于个人而言，它更直接地影响着个人的升迁和流动。

[1]在中国其他类型高等教育发展相对迟缓的情况下，这一特征体现得更加明显。

2.探究支撑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分配机制的制度建设及其价值、理念

即把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分配标准和具体运行机制置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中。

任何外显的历史现象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存在的合理性只能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去寻找。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经历了巨大的变迁，教育作为其中的一个子系统当然不能例外，要理清其中的发展脉络，必须回归到当时的历史场景中去，解释现象背后的原因。

本书力图通过历史事件和事实来分析和比较“毛泽东时代”

与“**”

之后的社会历史背景，揭示不同时期高等教育的制度建设，以及高校招生政策背后的价值、理念的差异。

这就需要对毛泽东的教育思想和“毛泽东时代”

的教育方针以及“**”

之后的教育理念及教育方针进行分析和比较。

3.透过历史事件分析国家、高校、社会、个人之间的动态关系

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分配既体现着国家的意识形态导向、学校的使命和办学理念、社会与市场发展的需求，同时还体现着民主化进程中个体的权利诉求。

图1-1构建了政府分配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理想模型。

图1-1国家在高等教育机会分配中的角色模型

从图1-1来看，政府分配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国家根据个人表现直接分配入学机会，如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军人和工农干部通过工农速成中学直接可以进入大学深造；第二，国家根据家庭成分来分配入学机会，如“**”

时期根据家庭出身和表现推荐上大学的制度；第三，国家根据市场的需要，通过兴办新的高等教育机构扩大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如英国的多科性技术学院、日本的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美国的社区学院以及我国的高职高专院校；第四，在民主化的压力下，对不利群体给予补偿，国家通过立法手段，使不利群体能够进入大学，如美国有肯定行动计划（AffirmativeA）以及根据1968年《高等教育法》修正案实施的针对不利群体的“追求卓越计划”

（UpwardBram）和“发掘天才计划”

（TalentSear）等，[2]澳大利亚实施的“高等教育贡献计划”

（HigherEdutributionScheme，HECS）[3]等；第五，国家通过建立一种规则，把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分配权力交给学校，使学校能够根据自身的选材标准进行招生。

如美国的大学招生有各自的录取标准。

除了参考ACT的成绩外，比较注重对学生的全面考察。

在大学的申请表中，一般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学生个人填写的，包括个人参加过的活动，取得的成就以及个人自述等；第二部分是由学校填写的，是高中老师对学生的学习成就、课外活动成就、个人的品质进行评价。

此外，对于学生的各种表现，不同的学校又各有侧重。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