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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教育大辞典（第1页）

我与《教育大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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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11月5日至9日，中国教育学会在武汉召开第二次年会。

期间张承先会长、吕型伟副会长找我，他们两位建议为中学教师编一部《教育大辞典》，以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

这件事情本来早在1984年郭永福同志就和我提过，那时郭永福同志是张承先同志的秘书，他说承先同志想为教师编一部教育辞典，希望我能参加。

我原来以为要我帮助承先同志来编写这本书，但是这次谈话却是要我来主持这项工程。

我觉得自己不能胜任，建议还是请张承先同志任主编，我来协助。

11月9日，上海教育出版社陈义君社长、曹余章主编从上海赶过来，晚上讨论编写《教育大辞典》的事情。

他们一致要我直接任主编，主持全部的编纂工作。

我当时坚持不答应，希望承先同志亲自任主编或者由刘佛年教授任主编，我一定全力协助。

但是承先同志和佛年教授都坚持认为我可以胜任，说这项工程浩大，不是一年两年能完成的，他们年事已高，精力不如我，而且认为我是北师大的副校长，可以调动教师的力量。

为谁做主编这个问题一直讨论到凌晨1点多钟，话都说到这个份上，我就不能再坚持自己的意见了。

考虑到有老一辈如承先、型伟、佛年等同志的支持，依靠教育界的同人，我做一些组织工作可能还是能够完成的，于是我就答应下来了。

会上又初步讨论了编纂这部大辞典的基本方针，认为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大型教育专科辞典，应该体现出大、齐、新的特点，尽量反映当代教育科学发展的新成果和新中国教育改革及发展的成就。

2002年4月23日全国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暨第二次扩大会议，主席台右六为顾明远先生

2005年8月江西南昌全国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工作会议，第一排右五为顾明远先生

会后我就积极筹备，初步组成了编纂处。

1986年4月底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第一次编纂工作会议。

时任中国教育学会会长、《教育大辞典》领导小组组长的张承先同志出席了会议。

他在会上说明了编纂这部大辞典的目的和方针。

他说：“我们历来把教师队伍的建设、教材的建设和设备的建设视为提高教育质量的三项基本建设。

在教育工作中要办实事，就应该在这三项基本建设方面狠下功夫。

我们发起编纂一部《教育大辞典》，其目的正是要为这三项基本建设做一点切实的贡献。

为迫切要求学习业务、提高教育科学水平的广大教师提供一部学习工具书。”

他为辞典的编纂确定了方针，要求“一大、二齐、三新，内容要求包括古今中外，要把国内外教育科学研究的新成果、新理论、新兴学科都尽可能收集进去”

。

这样，《教育大辞典》的编纂方针就确定下来了。

第一次编委会确定了编纂方针，制定了编纂框架，确定了编委会和分册主编的名单。

根据大会所制定的方针，初步拟订了以下分册：教育总论、课程与教学论、教育哲学、教育经济学、教育社会学、教育心理学、教育测量与统计、教育管理学、学前教育、中小学教育、师范教育、职业技术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中国教育史、外国教育史、比较教育等17分册，计划是600万字。

1987年2月在上海召开第二次编委会，主要是讨论编辑条目。

在讨论过程中，又增加了少数民族教育、军事教育、港澳台教育、教育边缘学科。

少数民族教育、军事教育是过去任何教育辞典所没有的，体现了大、齐、新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