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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走向大众化的高等教育（第2页）

所以，高中升学率的变化给我们这个社会带来的影响也许是最大的，并可以推测高等教育扩招带来的入学机会增加主要惠及传统学生，也就是从高中直接升上来的学生。

图2-111990—2016年各级教育升学率的变化

相较而言，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人口比例与我国有明显区别。

表2-6展示了不同国家中不同年龄段人口的高等教育净入学率的差异，可以看出：（1）在17岁、18岁、19岁、20岁的适龄青年中，中国与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净入学率差异不是非常大；（2）在20～24岁的群体中，中国的高等教育净入学率与墨西哥、巴西不相上下，但与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净入学率之间存在较大差异；（3）在30～64岁的群体中，中国的高等教育净入学率几乎为0，低于表中的其他10个国家。

所以，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上文的观点，我国高等教育的受众主要是从高中直接升学的青年学生，缺少大龄群体，比如，有一定工作经验后再继续读书的学生。

表2-6不同国家中不同年龄段人口的高等教育净入学率（%）

总之，我国的高等教育虽然在规模上有大幅增加，但是在学生内部结构上变化并不大。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高等教育要适度增加大龄群体的受教育机会，允许高中毕业生先参与工作后接受高等教育，帮助不同年龄群体实现终身学习的目标。

因此，高等教育机会的扩展，不仅要面对传统的由高中直接升学的学生，也要注意将机会扩展给在任何年龄都想学习的人。

最后，发达国家高等教育体系至少提供给我们三个重要的政策启示：第一，教育机会的扩大应该逐步扩大到非传统学生群体，例如具有一定工作经验的大龄群体；第二，终身学习机会的获得可以减少高考的焦虑，有利于引导大众将学习看作是一生的追求而非一时的任务，故而要提高教育机会在人生各个阶段的可获得性；第三，高等教育对不同年龄段的开放可以减少家庭的教育负担，帮助学生更好地在学习和工作之间转换，提高用自己的力量获得教育机会的能力。

教育支出，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一个庞大的支出项目。

在我国总计的政府财政支出中，教育支出一直占据20%左右。

随着政府层级的下降，教育支出在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中的比例也会越来越高。

那么，这样庞大的财政支出，是否获得了相应的效率？

什么是教育体系的效率？从理论上说，效率可以分为生产效率、配置效率和分配效率三种。

生产效率考察投入产出过程，简单地可以计算“投入—产出比”

；配置效率是从要素使用效率的角度讲，看要素之间的组合是否达到了最佳效果，不会因为某要素投入的短板，影响了整体的产出效率；分配效率，主要是指福利分配是否达到了帕累托最优的效果。

对教育来说，配置效率和分配效率都存在，例如，教师要素与资本投入之间的组合关系，以及财政经费支出是否保证公立学前教育机会优先被弱势群体所享有。

但站在回顾40年教育事业发展的角度看效率，最主要的效率还是产出效率，首先表现为学生的辍学和保留问题。

[1]OECD，EduataGlance（2016），OECDpublishing，2017，p.284.

[2]徐晓新、张秀兰：《将家庭视角纳入公共政策——基于流动儿童义务教育政策演进的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2016（6）；彭希哲、胡湛：《当代中国家庭变迁与家庭政策重构》，载《中国社会科学》，2015（12）。

[3]“村村有初中，公社办高中”

是教育“大跃进”

时期设定的目标，在不具备办学条件的情况下，在很多村庄建立初中，公社建高中，质量根本无法保证，很多教师是高中毕业教高中。

[4]教育部计划财务司：《中国教育成就：统计资料（1980—1985）》，64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

[5]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761页，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

[6]马树超、邱国华：《2000—2002年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发展形势分析》，载《教育发展研究》，2003（11）。

[7]曾晓东：《我国幼儿教育由单位福利到多元化供给的变迁》，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

[8]郑名：《“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

成效分析与政策建议》，载《学前教育研究》，2014（8）。

[9]李敏谊、程旭：《论我国学前教育师资供给的困境与突围——基于第一期三年行动计划后的数据分析》，载《中国教育学刊》，20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