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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正确认识中外问题积极做好本土转化（第1页）

（二）正确认识中外问题，积极做好本土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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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问题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基本矛盾，也是争论不休的老议题。

从“中体西用”

到“全盘西化”

，从闭关锁国到对外开放，这些处理中外问题的思想与对策，对大多数国人来说并不陌生。

中外问题的实质是力量对比，种种对策由此而生。

具体而言，在现代化进程的初期，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对比之下，我国是绝对弱者、落后“学生”

，这就决定了最初的中外关系是不平等的，我国的主要任务是学习西方文化，壮大自己，争取民族独立。

在此背景下，我国此时的教育变革就不能不比较多地借鉴西方成熟的教育教学理论，这是毋庸置疑的。

[14]但在此之后，通过民族解放运动，我国实现了民族独立，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中外关系由此发生积极变化，尤其是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我国实力日益强大，国际地位明显提升。

在这种新形势下，中外关系开始朝平等互助、互相学习、合作竞争的新方向演化，一种崭新的中外关系结构正在形成，我国在各个领域均展开了有益的自主探索。

相应地，课程与教学领域的中外关系格局在这一时期也在发生积极变化，我国不再跟在发达国家身后亦步亦趋，而是更多地站在国际立场上审视本国的教育发展，逐渐获得了教育改革的主体意识。

在这一过程中，有关国际化和民族化的论争成了我国现代课程与教学体系建设的崭新议题。

所谓国际化，强调的是教育（包括课程与教学）要面向世界，与国际接轨，跟上国际趋势，使本国的教育成为国际教育的一部分，即“国际视野，本土行动”

，并大多通过国际教育交流及国家教育合作的形式实现。

所谓民族化，强调的是教育（包括课程与教学）主要应立足本国国情，在课程安排和教学实施中始终要体现国家、民族的传统和精神，努力建设具有本国特色的现代学校教育。

就我国而言，一方面，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关注国际教育发展的趋势，及时了解国际教育信息，已是基本共识。

1985年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就明确指出，我国的教育必须“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九十年代以至下世纪初叶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大规模地准备新的能够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各级各类合格人才”

。

另一方面，“只要国家概念没有消亡，谈及中国教育就是指活生生的具有中国特殊经验的中国教育，而不能指望有一个现成的西方教育可以直接拿来使用或照搬”

[15]。

因此，在我国教育国际化的进程中，民族化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关键问题。

要探讨国际化和民族化的论争，首先需要明晰二者的关系，实际上二者虽然代表了教育发展的不同路径，但并不存在本质冲突。

促进我国教育健康发展，包括课程与教学现代化，可以说是两者的共同目标。

教育民族化并不否定对外开放和国际交流的重要性，而且，恰恰是有了教育国际化，有了外来教育理念和实践经验的引入，才更凸显了教育民族化存在的必要性。

因为如果仅有本民族的教育文化，也就无所谓教育的民族化问题了。

二者的真正分歧在于我国在中外关系的自我定位方面，是追随他人步伐，还是寻求自主发展？是应当将我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视为主仆关系、师生关系，还是视为朋友关系、对手关系？对于教育国际化的倡导者而言，其在潜意识里更多地把自己看成是西方的仆人和学生，是西方思想的实践者。

对此，有研究者曾指出，在我国新一轮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就存在着以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和陈述方式来诠释具有中国特色的课程改革举措与内容的问题，文本（text）、对话（dialogue）、社区（unity）等由西方引进的概念不绝于耳，中国教育实践和理论的传统术语，以及广大教育工作者约定俗成的习惯用语却基本不见踪影[16]，显现出了过度推崇国外教育的意味。

而倡导民族化的论者倾向于认为我国与别国是平等的，大家既是合作的朋友，也可能是竞争的对手，不能把西方教育说成是普遍性的，中国教育说成是特殊性的，任何一种文化价值系统中都有普遍性与特殊性。

[17]国外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可以作为我国学习借鉴的对象，但并不能成为我国课程与教学体系建设的支配性力量。

究其根本，这两种倾向其实就是两种不同的心态，即自卑与自信、依附与自主的表露。

我们当然不主张盛气凌人的狂妄自大，不能重蹈“闭关锁国”

的覆辙，但在祖国日益强盛的今天，我们也需要重新思考自身的定位，是否依然要像现代化初期那样，毕恭毕敬地将国外教育理念与经验奉为圭臬？或许，是该及时调整心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