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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分期问题（第3页）

闵斯特公社的意义在于德意志人民并没有被封建主阶级的屠杀政策吓倒，他们在艰苦条件下继续坚持斗争，英勇不屈。

但是，把它作为德国革命结束的标志是站不住脚的。

这次德国革命应当结束于1525年夏或1526年夏，即农民战争在德国主要地区失败或在提洛尔的最后失败之时。

长期以来，人们往往片面地、孤立地研究1524年到1525年的德国农民战争，这样不仅割裂了农民战争和宗教改革之间的血肉联系，而且也不能正确地说明这次农民战争的性质。

路德就是如此。

他认为他的宗教改革只是宗教上的事，农民战争妨碍了宗教改革的实现。

他甚至破口大骂，号召市民、贵族、诸侯、教皇都团结起来反对起义的农民。

这种影响不能说今天一点没有。

不是还有人脱离宗教改革孤立地争论德国农民战争究竟是一次单纯的农民战争还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吗？我们不能只停留在路德的认识水平上，还达不到闵采尔认识的高度。

这个问题不明确，分期问题便无法解决，至少是无法正确解决。

实际上，德国农民战争是在路德宗教改革号召之下发生的，是宗教改革运动合乎逻辑的继续和发展，如恩格斯所说，是从宗教改革开始的“这次整个革命运动的顶点”

。

德国农民战争在路德宗教改革影响下爆发，但又突破路德设置的狭隘框框，把改革深入到社会政治领域中去，使革命发展到顶点。

就我所知，恩格斯从来没有脱离宗教改革孤立地谈论这次农民战争的性质，总是把它和宗教改革、骑士暴动三件大事视为16世纪德国革命的组成部分。

例如，大家都熟悉，在《德国农民战争》一书中，恩格斯在分析背景以后，依次分析了宗教改革、骑士暴动和农民战争。

1884年，恩格斯在《关于“农民战争”

》中指出：“宗教改革——路德的和卡尔文的宗教改革——这是包括农民战争这一危急事件在内的第一号资产阶级革命。”

[7]1892年，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中说得很清楚，“路德发出的反对教会的战斗号召，唤起了两次政治性起义：首先是弗兰茨·冯·济金根领导下的下层贵族的起义，然后是1525年的伟大的农民战争。”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也有类似的提法。

在德国农民战争中，统一国家的主张占有突出的地位不是偶然的，这是农民战争中资产阶级革命组成部分的又一个生动证据。

例如，在“穷康拉德”

和黑军的战歌中，一再把斗争的矛头明确指向教皇和诸侯。

闵采尔提出反对教皇和诸侯两个敌人，建立普通人掌权的统一的共和国，并为它的实现英勇奋斗。

还有希普勒，制定了反映资产阶级要求统一愿望的海尔布朗纲领，这是大家都熟悉的。

既然农民战争是16世纪德国革命的顶点，1525年夏图林根和萨克森的起义失败或1526年夏提洛耳起义的最终被镇压，就应该是这次革命的结束。

提洛耳起义的最高首领是闵采尔派的盖斯迈尔。

他为实现闵采尔的理想英勇奋斗，最后退到威尼斯，被刺客刺死。

这样，农民战争的最后一幕就结束了。

总之，16世纪德国革命历时10年。

如果从它的准备阶段即1502年算起，共经过25年。

16世纪德国革命过程的分期是又一个复杂的问题，未见国内外有人著文论及。

革命进程中有什么不同特点，对革命任务解决的程度或试图解决的程度如何，应当是革命过程分期的标准。

根据这个标准，除了准备时期外，从1517年到1525年或1526年夏的革命过程可分为三个时期：初期（1517年10月—1522年10月）、中期（1522年9月—1524年夏）和**（1524年夏—1525年或者1526年夏）。

有一种意见认为：沃姆斯会议以后，宗教改革队伍分裂，形成三个阵营（天主教反动派、市民改良派、革命派），推进革命的责任就由农民平民担当了。

言外之意，以沃姆斯会议以后为线，德意志革命大概可以分成两个时期。

沃姆斯会议召开于1521年4月和5月间，5月8日皇帝查理五世颁布沃姆斯会议敕令，宣布路德是“被砍下脱离上帝教会的枯枝，是一个顽固不化的裂教者和公然的异端分子”

[8]。

问题在于沃姆斯会议以后时间很长，发生的事件又多，究竟把线画在什么时候、什么事件上呢？持这种意见的同志并没有说清楚。

同样不清楚的是：为什么农民平民在沃姆斯会议以后担负起推进革命的责任，而在会议以前难道就没有担负这种责任吗？为什么农民平民担负推进革命责任以后就成为画线分期的标志呢？姑且不论分为两期是否合适，持这种意见的同志没有弄清楚究竟什么是正确的分期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