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入城随市融入新生活（第1页）

入城随市，融入新生活

banner"

>

进城有自己诉求点，安置好老人孩子是条件；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求生存着眼于谋发展；人穷志不短，不贪财不好色，农村人一定要活出城市人的尊严。

其实，农村青年以自己各自不同的诉求点，到城市里去寻找自己的梦想，这不是当今中国社会人口和劳动力流动才有的新现象，而是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现代化变迁历史大背景下始终如一的主旋律。

例如，当年，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是从湖南山村农家走出，进到城里读书，并趁着在北京城“打工”

的机会寻找真理，最后走上波澜壮阔的革命道路的。

他在北京城胡同里，与几个湖南青年挤在一个通铺上“贫寒”

度日，在北京图书馆“打工”

寻求革命真理的精神，很值得我们当今进城寻找生活的农村青年借鉴学习。

毛泽东在北京“打工”

1918年8月，毛泽东从湖南来到北京，一来是为组织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二来是为了寻求真理，探索中国革命道路。

初来乍到、举目无亲，先是寄住在老师杨昌济家里，后为解决生计，经杨老师介绍，到李大钊负责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了一名助理员，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打工”

。

图书馆助理员工作平凡琐碎，主要是登记新到的报刊和阅览者的姓名，管理十五种中外报纸，月薪八元。

当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月薪六百元；文科学长陈独秀，月薪四百元；教授，月薪起码二百元。

但对于来自外乡农村的“农民工”

毛泽东来说，月薪八元已是很满足了。

毛泽东正是利用了这样难得的学习环境和便利条件，通过阅读进步书刊，结识很多新文化运动知名人物，开始接触了后来指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

的马克思主义。

当然，在这样的环境中“打工”

，毛泽东也有自卑感。

1936年，他曾对斯诺回忆道：“当时，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

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

在那些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

我打算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对此，毛泽东解释说：“但我并不灰心。

我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为的是能够在北大旁听。

在新闻学会里，我遇到了别的学生……也是在这里，我遇见而且爱上了杨开慧。

她是我以前的伦理学教员杨昌济的女儿。

在我的青年时代杨昌济对我有很深的影响，后来在北京成了我的一位知心朋友。”

总之，正是在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我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长，我的思想越来越激进……”

“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

当时，毛泽东与同学们的生活清苦而拮据。

8个青年人挤住在民房小屋里一铺通炕上，人多炕窄，只能像一排沙丁鱼骈足而卧，被子摊不开只好合着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