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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米亚战争的经济导因问题（第1页）

克里米亚战争的经济导因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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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3—1856年欧洲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国际战争——克里米亚战争。

战争以英、法、土耳其（后来有撒丁王国参加）为一方，以俄国为另一方。

这次战争是欧洲列强在近东长期争夺的结果，是他们在“东方问题”

上多年酝酿的矛盾的爆发；同时它又是19世纪国际关系史的重要转折点，并对19世纪后半期的国际关系，对欧洲、亚洲的一系列历史事件产生了重要影响。

因此，克里米亚战争是近代史上一个非常重要而又复杂的历史问题。

一百多年来，欧、美及俄国学者对这次战争进行了大量研究，公布过许多重要资料，也发表过不少专著。

[1]这许多研究成果给我们提供了较为丰富的材料和一些有价值的见解。

但是，因为对战争起源与战争责任问题的研究，与研究者所持的政治立场与态度有密切联系，因而总是不能不受一定的限制。

比如西方有些著作在分析克里米亚战争的原因及责任时，只着重揭露尼古拉一世夺取君士坦丁堡和黑海海峡的野心。

而另一些以较为“客观”

的立场和面目出现的著作，也受其历史观和方法论的影响，或者限于从外交活动和文件往来中考察交战各国政治活动家的动机；[2]或者从公众舆论及人们的心理状态去捉摸战争爆发的原因；[3]因而他们对战争责任的指控总是很难令人信服。

于是，有的著作尽管做了大量研究，最后只能得出“所有主要强国都希望和平”

[4]的结论，而把战争的发生归之于领导人的误解或者判断的错误。

20世纪30年代，英国“东方问题”

专家，研究克里米亚战争的著名权威H.坦帕利感到这个问题的棘手，他只好宣称：“克里米亚战争的起源还没有被完全揭示。”

[5]苏联学者关于克里米亚战争的起源问题的研究，都是着重揭露拿破仑三世的“战争阴谋”

和英国的“狡诈外交”

（特别是指责帕麦斯顿和斯特拉福德·坎宁子爵的煽动）。

塔尔列院士的《克里米亚战争》一书，曾引用大量经济材料，在分析战争的经济背景上还是比较好的，但书中也是强调英法的责任为多。

因此，对克里米亚战争经济导因的认真研究和分析，将有助于我们弄清战争的真正责任和性质。

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在研究战争问题上的基本要求。

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不排除思想动机、心理状态、战略目标等因素在引起战争中的作用，但是，这些因素归根到底以一定的经济利益为背景，并直接或间接由这种利益所决定。

“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

[6]而一定的政治总是为一定的经济利益服务的。

因此，研究战争的起源，自然首先要研究引起战争的经济利益问题。

克里米亚战争的经济背景，马克思、恩格斯最早提出并加以分析的。

早在19世纪50年代，即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前夕，马克思、恩格斯就分析了英、俄在近东经济利益的对抗，指出：“这两个国家在东方现在和将来都永远是死对头。”

[7]而西方学者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分析一直没有给予重视。

直到20世纪30年代，他们才有人涉及这个问题。

克里米亚战争期间，马、恩一直住在英国，他们密切注视着战争的动向，仔细分析并报道了战争的每一步进展，写了数十万字的著作。

这些著作于1897年在英国曾以《东方问题》为书名出版（1969年有纽约新版）。

马克思、恩格斯详细分析了欧洲列强在近东互相竞争的经济原因、政治原因和军事原因。

特别是对克里米亚战争的经济动因的分析，指出了君士坦丁堡和黑海在欧洲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它们怎样成为英、俄争夺的目标。

西方学者现在也承认，对于克里米亚战争的经济动因的分析，是马克思、恩格斯最早提出来的。

[8]恩格斯在《在土耳其的真正争论点》一文中指出：三分之二的欧洲（即德国以东地区）在出口和商品交换上都有天然的纽带与黑海联结起来，而且这些国家又主要是农业国，产品分量大，运输必然以水运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