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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法律形式研究全面揭示古代法律体系和法制的面貌（第1页）

注重法律形式研究，全面揭示古代法律体系和法制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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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一凡[1]

近三十年来，中国法律史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进展，研究领域不断拓宽，在许多方面实现了可喜的学术突破。

已取得的学术成果表明，当代中国学者在发展、完善法律史学前进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但还不能说已经比较全面地揭示了古代法制的面貌。

要科学地阐述中国法律发展史，还有很多新的领域、更多的重大课题需要继续探索。

以古代立法研究而言，时至今日，对于各代的立法形式及立法成果大多未进行探讨，以各种法律形式制定的行政、经济、军政、民事、文化、教育诸方面的法律法规大多还未进行研究，关于古代地方立法形式及立法成果的探索也是刚刚开始，人们对于中国古代法律体系的认识仍若明若暗。

古代立法研究之所以会出现诸多缺憾，从根本上讲，是与人们对古代的法律形式缺乏全面、清晰的认识有关。

中国古代法律形式具有体现和区分法律的产生方式、效力等级和法律地位的功能，历朝的法律、法规、法令都是运用一定的法律形式制定和颁布的。

要全面揭示古代法制的面貌，必须了解古代的法律体系和基本立法成果，而要做到这一点，又必须清楚各代法律形式的种类、内涵和作用。

以清代法律史研究为例，古代中国多数王朝的法律形式比较繁杂，清代是为数不多的法律形式相对简明的朝代之一。

目前学界从事清代法史研究的人员较多，出版的成果也很多。

然而，到目前为止，人们对于清代法律体系的理解仍比较模糊。

比如，《大清会典》的性质和功能是什么？它与《大清律》是何关系？清代条例、则例、事例的内涵是什么，它们的功能有何不同？清代的成案是否具有判例性质？省例是不是一种法律形式？地方立法有哪些形式？如此等等。

如果对这些关系到如何认识清代立法状况的基本问题还不完全明了，就很难全面阐述清代法制的面貌。

有的学者说，准确地区分和把握古代法律形式，是今人打开传统法律宝库之门的钥匙。

这一看法是很有见地的。

在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中，存在着各种法律形式，不同的法律形式有其特定的功能。

历朝因所处的历史条件和法律的发达程度存在差异，法律形式及其称谓也有所变化。

中国古代的法律形式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就历朝主要的法律形式而言，秦有律、命、令、制、诏、程、式、课等；汉有律、令、科、品、比；晋有律、令、故事等；唐有律、令、格、式；宋于律、令、格、式之外，重视编敕，又有断例和指挥；元有诏制、条格、断例等；明、清两代注重制例、编例，于会典、律之外，以条例、则例、事例等法律形式颁布了许多单行法规和大量的定例，例成为国家法律体系的主体。

各朝于朝廷立法之外，还以各种法律形式颁布了大量的地方法规、政令。

虽然古代法律形式的名目繁杂，然研读众多的立法成果不难看出，律、令、例是贯穿中国古代立法史最重要的法律形式。

长期以来，学界研究律的成果较多，但对例、令的研究未予以应有的重视。

令作为法律形式的一种，内容包括令典之令、各种单行令和皇帝发布的各种诏令。

令的研究历来是法史研究的薄弱环节，特别是对曾在历史上发生过重大影响的令典基本上没有进行研究。

自魏晋至宋代，许多朝代曾制定过令典，如西晋的《晋令》，南北朝时期的《梁令》，隋代的《开皇令》《大业令》，唐代的《贞观令》，宋代的《天圣令》等，内容都是以行政法律为主，详细规定了国家的各种基本制度，是国家的基本法典。

要正确阐述这些朝代的法律体系，就必须注重令典研究。

对于已经失传的前代令典，要通过查阅现存的各类典籍，辑佚资料，精心考证，力求在还原令典的本来面目方面有所突破。

由于令典、律典多年才进行修订，君主需适时向臣民发布的各种法令、政令大多是运用制书、册书、诏、敕、诰、赦、谕等形式的诏令颁布的。

皇帝发布的用以修正和补充令典、律典的诏令，往往具有优先适用的效力。

现存于世的有关历代诏令的资料极其丰富，除已出版的《两汉诏令》《晋令辑存》《唐大诏令集》《唐令拾遗》《宋大诏令集》《大金诏令》《大明令》《皇明诏令》《大清诏令》和大量的清代皇帝上谕汇编类文献外，在包括明、清实录在内的各代史籍中，都记载了大量的历朝诏令。

要对如此浩繁的各代诏令进行系统研究实非易事。

但是，至少应在研究各代法制时，对当时国家政治经济生活发生过重大影响的诏令及相关的诏令集进行探讨，以便能够比较全面地阐述各代法律发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