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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保护法修订与文化遗产法律体系的完善（第1页）

文物保护法修订与文化遗产法律体系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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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云霞汪益张蕊[1]

《文物保护法》作为我国文化领域内的第一部法律，自1982年颁布实施以来，为提升全社会文物保护的积极性和依法保护文物的意识发挥了重要作用。

可以说，没有文物保护法三十多年来的保驾护航，就不会有我国文物事业今天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文物工作从理念、对象到方式、方法，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面临重要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挑战。

2012年4—5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文物保护法》执法检查，提出了将修订《文物保护法》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的建议。

2015年12月28日，《文物保护法》修订草案（送审稿）由国务院法制办正式对外公布并征求多方意见。

那么，此次修订中所关注的重点都有哪些呢？未来《文物保护法》的发展方向又会是怎样的呢？

一、《文物保护法》的修订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立法的方式逐渐加强了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

依据宪法，我国先后制定了《文物保护法》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两部基本法律，并以此为中心进一步制定了《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长城保护条例》《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博物馆条例》《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等行政法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文物进出境审核管理办法》《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等部门规章以及众多地方性法规。

这些法律法规效力等级分明、内容丰富，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遗产法律体系。

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受宪法保护的文化权益的集中表现，文化遗产法律体系却存在着基本法律偏少、效力层级偏低等以及同其他法律体系、法律部门衔接不够，甚至相互冲突等的不尽完善之处。

《宪法》第4条和第47条分别确认了我国各少数民族保护和发展本民族文化遗产的权利和自由以及我国公民享有基本文化权利和自由，第22条则确认了国家保护文化遗产以及为国民提供文化遗产公共服务保障的基本义务。

从宪法的规定可以看出，国家高度重视公民对文化遗产的权利及其保护，明确了国家提供相应公共文化服务保障的义务，这些宪法规则构成了我国文化遗产法律体系的根本立法基础。

近年来，党中央更加明确地将促进文化事业的发展作为国家重大方针政策之一确立下来。

2011年《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加强国家重大文化和自然遗产地、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建设，抓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2016年《“十三五”

规划纲要》进一步强调，要“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延续历史文脉，建设人文城市”

；“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杜绝破坏性开发和不当经营。

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

。

尤其在今年4月，习近平同志还专门对全国文物工作作出了重要指示：“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厚滋养。

保护文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因此继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遗产法律体系既是强化文化遗产权利在宪法中的重要地位，也是推行我国大政方针的具体战略。

《文物保护法》作为我国文化遗产法律体系支柱之一的基本法，更需重新审视在新时期新形势下能否更好地促进文物事业的发展，以及与其他相关行政法、民法等法律规范的衔接及其自身内部的协调问题。

因此，2015年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再次将该法修订纳入立法规划，毫无疑问将会成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遗产法律体系的又一标志和重要举措。

二、《文物保护法》的修订历程及思路

现行《文物保护法》于1982年制定实施后，1991年经过一次局部修正，2002年进行了全面修订。

2002年的修订将条文从33条扩展到了80条，结构和内容均有了重大改变。

同时，在2002年《文物保护法》中首次明确提出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