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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方以智生平的研究（第3页）

的生活（1640-1644）；4.流离岭南（1645-1650）；5.从梧州、庐山、桐城至闭关南京、庐墓合山（1651-1658）；6.禅游江西（1659-1664）；7.晚年青原山的活动及其他（1665-1671）[12]。

张永堂则将方以智一生分为六个不同的时期：1.在乡时期（1611-1629）；2.出游及流寓金陵时期（1630-1639）；3.仕宦北京时期（1640-1644）；4.流离岭南时期（1644-1650）；5.逃禅前期（1651-1664）；6.逃禅后期（1664-1671）[13]。

“多期说”

虽然更清楚、细密地展示了方以智一生之行迹，方便我们一览其“跳北趼南”

之身影，但过多的分期，势必失去便于研究之本义。

（二）关于方以智的晚年活动及晚节

方以智入佛前的行迹在《浮山文集前编》中记录较为详实，治其学者于此期的活动能够达成一致的意见。

但是，由于方以智的晚年行事隐晦不彰，踪迹飘忽，尤其是最后十年的活动及辛亥所罹“粤难”

，其间虽有三子更番奔侍左右，事多有记，然闪烁其词，恍惚其说，故难见其真面目。

具有“创辟之功”

的余英时先生的《方以智晚节考》（1972初版）[14]以其“最后十年左右驻锡青原为限”

[15]，分“青原驻锡考”

、“俗缘考”

、“晚年思想管窥”

和“死节考”

等，详细地考证了方以智最后十年的活动，最后得出“密之不死于病”

，“密之罪状必属谋反之类”

[16]的结论。

此文一出，即受大陆学者冒怀辛和任道斌二先生的质疑，双方的辩难反过来又刺激了海内外学者对此领域的进一步发掘，其晚年的隐晦事迹在往返的辩论中渐渐明朗化。

同时，此次辩难也结集了丰硕的研究成果[17]。

余英时先生在海外史料不足的情况下，他广收博稽，“考密之晚节先后十有余年”

，其间几易其说，在《方以智晚节考》（初版）之后，遂有《方以智晚节考新证》、《方以智死节考》和《方以智自沉惶恐滩考》等文，其治学精神令吾辈汗颜。

在此次海内外关于方以智晚年活动的争辩中，许多隐而不彰的问题都浮出了水面，双方在很多方面皆达成了一致的意见。

余英时先生不独享其功，他说：“其间尤以冒怀辛先生《方以智死难事迹续考》与任道斌先生《方以智年谱》贡献最大。”

[18]

关于“粤难”

，学术界有“冤”

与“不冤”

之分争。

“冤”

就是说方以智晚年活动没有涉及反清，仅四处禅游而已，方以智遭“粤难”

为人所陷；“不冤”

即是说方以智在晚年确实参与或组织了反清复明活动，触犯了清律。

先看“不冤”

之说：早在1948年，容肇祖先生就认为方以智昔在粤西平乐时，楚、粤将领多为其父方孔炤旧部，尝欲迎密之出任军务，为密之所拒[19]。

1962年仪贞与冒怀辛先生合著的《方以智死难事迹考》一文推测方以智的“罪状”

可能与清初“反清斗争”

有关[20]。

余英时先生《方以智晚节考》（初版）根据考证亦认定“密之罪状必属谋反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