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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方以智生平的研究（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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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余先生详考所获新史料认为，“足证余旧说之罪状必属谋反之类不误。

……而同时方中德、方中发亦皆在桐城入狱。

仅方中履与中通子正琫守灵万安。

此则仍是粤案之余波”

[21]。

余英时先生的考证结论，获得劳思光先生的支持[22]。

随着新史料的不断出现，1979年10月，余英时先生在《方以智死节新考》一文中给“粤案”

下一确切的定义：“所谓‘粤难’，盖指二十年前密之居广西平乐时其父旧部尝欲拥其出任军务之事也。”

[23]至1985年，冒怀辛先生的《方以智死难事迹续考》与任道斌先生《关于方以智的晚年活动——美国余英时教授〈方以智晚节考〉、〈新证〉、〈新考〉读后》、《方以智简论》和《方以智年谱》相继出版面世。

余英时先生“所凭借者主要即《续考》、《方谱》与《晚年活动》三文所提供之资料”

复作《方以智自沉惶恐滩考》一文，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说法，他说：“大抵密之之复明活动常居幕后为暗地之策划，而实际之执行联络或皆由其三子为之。

……密之为粤难之主犯，主犯既死，此案无人对证，复以营救者甚众，最后惟有以不了了之。

是密之自沉惶恐滩不徒为己身名全节计，亦兼为子孙开脱罪名谋也。”

[24]

任道斌先生则认为“方以智晚年为清政府所逮捕，死于押赴粤西的途中，但这并不证明他晚年参加抗清活动，因为这是一起冤案”

[25]。

他在《关于方以智的晚年活动》的“主持青原时期的福建之行”

一节中详细地论证了方以智此次出游的“三个目的”

：“一是秉承家风，著书刻版，以使先人和自己的学术成果流后世。

二是继承觉浪道盛遗志，兴复东苑、鼓山、寿昌等处法嗣，振兴曹洞宗风，并宣传释、儒、道三教合一，从事宗教活动。

三是访问旧友，接交各地士人学者，商磋学问。”

[26]任道斌先生详考方以智的此次活动，意在说明余英时先生“在评价方以智晚节时，把他与转辗不屈、坚持武装抗清的张煌言相提并论，这个过高的估计，与方以智的晚年活动实在不太相符”

[27]。

另外，任道斌先生认为方以智“禅游江西（1659-1664）”

期间，“其社会活动的基本内容是弘扬曹洞宗风，宣扬平和，……清政府地方官吏、士大夫与他往来还颇洽，方以智游踪所至，地方官吏殷勤邀他说法讲禅，捐资助米，唱和酬答，甚为相得，……可以说，方以智在客观上已成为清政府粉饰太平的点缀品”

[28]。

基于上述认识，任道斌先生断定“方以智在‘粤难’中受诬下狱，……方以智的死，也不是如余英时、劳思光先生所说，系投水‘自裁’、‘自沉’，必当‘自尽’，而是‘病背发’致死”

[29]。

针对余英时先生《方以智晚节考》（初版），冒怀辛先生“从方以智思想上论证方之死并非自杀”

和“从史料记载见方以智之死并非自杀”

[30]两个部分，提出不同于余先生的看法。

于2004年8月前，由于《晚节考》在大陆难获一见，冒、任二先生的看法得到大陆学者的认同[31]。

上述双方征用的史料是一样的，为何考获结果却截然相反呢？其实双方意见的根本差别在于所取考证方法的差异[32]。

另外，关于方以智的生平，在大陆最易获见、最完备的当属罗炽先生的《方以智年表》。

此表之制定，“以任道斌《方以智年谱》为主要参考书，同时参考了刘君灿的《方以智》一书所附之《方以智年表》，吸取了冒怀辛《方以智的生平与学术贡献》（即《方以智全书》《通雅·前言》）中的若干成果”

[33]。

这是目前研究方以智生平和思想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资料。

[1]方中履：《宗老臣梅先生七十序》，载《汗青阁文集》卷下，清康熙刻本，第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