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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 楔形文字的释读（第3页）

时，他首先假定y是人名，是皇帝的名字。

由于这个词在第一篇铭文中是第一个词，而在第二篇铭文中位于“王中之王”

这一称号之后，并在词尾多出一个符号，因此，格罗特芬德得出结论，即在第二篇铭文中，“儿子”

这个词的前面是附属于它的生格。

接下来他开始查阅在希罗多德著作中出现的波斯皇帝的名字，并与他所研究的铭文相对照，以便找出相应皇帝的名字。

他首先排除了居鲁士（Cyrus）和冈比西斯（Cambyses），因为这两个皇帝的名字长短不一，而他所释读的那两个名字的长度几乎相等。

格罗特芬德还发现了另一重要的事实，即第一篇铭文的作者是第二篇铭文作者的父亲，他带有帝王的头衔，而他自己的父亲却没有帝王的头衔。

据此，他断定，铭文Ⅱ的作者一定是薛西斯，而铭文Ⅰ的作者一定是薛西斯的父亲大流士，大流士的父亲胡斯塔斯匹斯恰好不是皇帝。

最后，格罗特芬德把这三个名字代入了古波斯圣经中的名字形式，终于确定了15个字母，其中有4个是错误的。

图3.16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格罗特芬德

格罗特芬德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除了他本人具有非凡的智慧和敏锐的洞察力之外，还因为其他文献已提供了一系列波斯皇帝的名字。

并且古波斯文字的符号较少，总共只有40个左右，而且其性质与现在通用的字母文字接近，这一切无疑降低了释读的难度。

此外，格罗特芬德的释读工作是建立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之上的，在释读过程中也不断得到其他学者，如泰克森、明特尔和里奇的支持，后者不断把自己在巴比伦和尼尼微遗址获得的楔形文字的铭文的抄本送给他。

格罗特芬德的成果为楔形文字的最终释读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随后，在许多学者的努力下，古波斯楔形文字的大部分符号的音值被确定下来。

1822年，A.J.圣-马丁（A.J.Saint-Martin）正确地读出了V；1826年，丹麦语言学家拉斯姆斯·拉斯克（RasmusRask）在“王中之王”

这一词组中鉴定了复数生格的词尾；1836年，巴黎著名的波斯学家尤金·鲍尔诺夫（EugèmeBournouf）借助于一篇铭文中的波斯部族名称表确定了大多数古波斯楔形文字符号的读法；格罗特芬德的密友和合作者、德国学者克里斯蒂安·拉森（Lassen）则使释读工作暂告一段落。

他断定，波斯文字中的元音a与印度字母表中的元音a一样，是不表示出来的，但长元音是通过词中加上符号a来表示的。

三、亚述学之父罗林森与《贝希斯顿铭文》

真正解开楔形文字之谜的是英国的年轻军官亨利·克瑞斯维克·罗林森[22]。

1835年，年仅25岁的罗林森奉命前往波斯，担任库尔德斯坦省总督的军事顾问。

罗林森是一位古典学者和多种语言的研究者，因此他一到波斯便对遍及全波斯的楔形文字铭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开始收集三语铭文。

他很快就注意到哈马丹（Hamadan）附近的阿尔凡德土墩（TheMountAlvand）铭文和距离克尔曼沙（Kermanshah）20英里远的贝希斯顿铭文（BehistunRos）。

前者包括以三种语言刻成的两个短篇。

罗林森在1835年开始临摹。

他在对格罗特芬德等人的释读成果一无所知的情况下，采用与格罗特芬德同样的方法，成功地读出了它们。

罗林森还正确地断定了18个波斯楔形文字符号。

但他也认识到，要想确定该铭文的所有符号，手上必须掌握许多专有名词，《贝希斯顿铭文》恰好为此提供了极好的素材。

图3.17亨利·克瑞斯维克·罗林森爵士

《贝希斯顿铭文》是波斯帝国国王大流士一世刻写的铭文，记载的是他镇压国内高墨达暴动[23]和人民起义的经过。

铭文以古波斯楔形文字、埃兰文和巴比伦文三种文字刻在位于古都埃克巴坦那西南的贝希斯顿（Behistun或Bisutun）大崖石上，距地面300多英尺高，无法攀岩而上。

罗林森不得不借助于人工梯架，有时甚至冒着生命危险系绳悬空进行摹拓。

他首先着手摹拓出铭文的波斯文部分，共5栏414行。

到1839年，罗林森已开始获得一些有关欧洲学者的释读情况，这时他已翻译出前200多行。

此后由于军务，罗林森的工作一度中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