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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 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的叙事策略（第1页）

第五节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的叙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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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播出了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

该片一经播出，迅速在网上走红，被称为“网络”

纪录片。

该片主要讲述的是故宫博物院青铜、钟表、陶瓷、木器、书画等国宝级文物修复师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状况。

2017年1月，该片被中国广播电视联合会纪录片工作委员会、《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等联合评为2016年度中国10大最具影响力的纪录片之一。

该片成功的原因之一在于，巧妙地运用丰富的叙事策略，将“文物修复”

作为整体叙事基点，纪实性地展现了故宫文物修复师们对文物的修复过程，把看似深奥和枯燥的题材讲述得简单明了。

一、贴近生活，流畅叙事

故宫是明清两代的皇家宫殿，也是中国古代宫廷建筑之精华。

因此，无论是建筑还是各种珍贵文物甚至故宫文物修复工作本身，都带有特殊性和罕见性的特质。

但是，《我在故宫修文物》在叙事时，却没有刻意强调故宫文物修复工作的离奇非凡、意义重大等宏大话题，而是始终运用平易舒缓的叙述口吻和亲近淡然的影像表现方式，来展示故宫文物修复的过程以及修复师们日常的生活状态。

该片以给文物“治病”

的理念为叙事架构，将文物修复工作者们的生活和工作情形真实地呈现在观众面前，将原本晦涩难懂的专业修复工作用“打比方”

的日常性叙事进行了巧妙的转换。

[10]反观其他与故宫有关的纪录片，采用的基本都是灌输性叙事手法，主观性较强。

该片采用接地气的引导性叙事方式，避免了纯粹专业介绍的枯燥和深奥，在奠定日常叙事基调后，随即展开对于文物修复背后一些历史及人物故事的深层叙述，使文物修复师们日常的生活状态和文物修复过程中的文化和技艺传承得以全面而生动地呈现。

在影片中，无论是青铜器修复师王有亮讲述自己早年跟随父辈从事文物修复工作的情节，还是他帮朋友移植枣树的情景，从他沧桑的口吻和满含故事的眼神中，观众可以充分感受他复杂的心情。

同样渗透着质朴生活气息的，还有修复师谢扬帆、屈峰等齐心协力在木器组门外树上打杏子的场景。

影片通过这些生活化场景的展示，让观众看到在貌似威严、肃静的深墙之内，由于这些年龄各异的男女修复师们的存在，故宫有着与外部世界一样的、生机盎然的一面。

这些细节的刻画和表现，有效地融合了艰深的专业叙事与生动的生活叙事，叙事主体没有被刻板成见的符号所固化，更没有因为主题的宏大而丢失细节，而是在二者的共融里，彰显了浓浓的人文情怀。

二、构造反差，巧妙叙事

《我在故宫修文物》把文物修复师们的日常生活作为叙事主体，原本拥有宏大叙事空间的故宫在片中反而只是陪衬，成为叙事背景，这与之前一些讲述故宫的纪录片把故宫本身作为叙事主体的设置不一样。

例如，此前中央电视台拍摄的大型纪录片《故宫》、系列微纪录片《故宫100》、美国国家地理频道拍摄的《透视紫禁城》、日本NHK拍摄的《故宫至宝》等，利用数字技术、扮演等手段尝试给观众呈现出一个立体而宏大的故宫形象。

该片把故宫由主体变为陪体进行反差性设置，让观众觉得与众不同，既意外又新鲜，从而大大激发了观众观影的欲望和热情。

这种反差叙事手法，在全片中随处可见，不少段落中都设置了反差颇大的情节，叙事也在此基础上从容展开。

[11]

如果按照此前以故宫本身为题材的构思方式，有可能会创作成一种传统模式，即通过严肃的镜头、精心加工后的专业性解说词、再现情景式的特效合成，来突出修复大师们高高在上、不苟言笑的权威形象和特殊身份。

但是，该片却将国宝级修复大师和生活中的普通人两种身份巧妙地融合起来，让观众看到即便是国宝级的修复大师，一个个却衣着朴素、平易近人。

严谨的工作之余，他们也会像普通人一样抽烟、聊天、弹吉他、打杏子、骑车兜风等。

这些非常接地气的生活化再现，大大丰富了影片的内容，避免了严肃呆板、空洞乏味的情况。

修复师们双重身份的影像表达，极大地拉近了他们与观众的心理距离，给观众带来知识性和趣味性的享受，满足了观众的求知和求异心理。

三、利用板块，平行叙事

故宫里的文物修复分为青铜器、木器、陶瓷、钟表、书画、漆器、百宝镶嵌、织绣8大部门，《我在故宫修文物》就是以这种分工方式设置不同的板块，展现上述部门对一件或多件文物进行修复的完整过程的。

每个工种的具体工作内容不同。

但是，影片透过影像表达的理念和思想却是一致的，那就是无论什么工种，口授心传、言传身教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师徒传承方式是至关重要、不可或缺的。

另外，每个工种中师傅与徒弟协作的具体方式也各不相同，这些不同是通过师傅之间、师徒之间个性不同的对话和行为表现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