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回应发展中的问题 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任重道远（第2页）

其次，城镇化催生了大量的流动人口，受到户籍制度的限制，这些迁徙进城的外来务工者在输入地受到原有福利制度和社会心理排斥的双重歧视，从衣食到孩子教育、医疗、就业均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

据调查统计，目前进城农民工各种保险的覆盖率均低于20%，其中生育保险最低，仅占女性育龄农民工的2%。

他们与城市失业下岗人员构成城市中最贫困潦倒的群体。

且农民工回到农村也面对失地境遇，他们可能成为无土地、无职业、无社保的“三无”

农民。

二代农民工的生活状况及其对自身城市生活预期之间的差距，处置不好，将直接成为社会冲突事件的导火索。

再次，不少农村出现家庭空巢化，留守老人、妇女、儿童数量庞大。

据全国妇联测算，农村留守老人2000万人，留守妇女1085万人，留守儿童5800万人，每4个农村儿童就有1人留守。

最后，城镇化意味着国人从“熟人”

社会走进“陌生人”

社会，依靠风俗和同质性来维系社会关系的方式与城市社会理性和法理规则具有明显冲突，这使得人们的交往行为方式无所适从甚至导致行为失范。

城乡“二元结构”

和城市内的“二元结构”

即农民工“市民化”

问题亟待解决。

第二，传统单位体制解体，人们从“单位人”

转为“社会人”

，使得国家通过“单位”

全方位管理其成员的模式以及单位与个体之间形成的全面支配和依附关系瓦解。

单位制退出历史舞台一方面让国家对个体社会成员的统治关系发生了改变，个体成员获得了一定的自由性与决定权；另一方面，社会呈现出“去组织化”

和碎片化特征。

依赖于单位的社会管理功能大幅度减弱，同时社会流动加强，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处于非组织化状态。

其造成的危害是：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缺乏位于中介的利益整合和利益传导组织来居间调整关系，导致冲突往往以个体极端行为的方式进行；碎片化的状态使得部分社会成员的行为得不到应有的约束，行为失范，扰乱了社会秩序，增加了政府管理的成本。

第三，利益分配不公，收入分配的“两极化”

现象日趋突出，利益关系失衡，不公正、不平等威胁着社会的稳定。

近几年，社会阶层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官方公布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75，贫富悬殊严重。

其中，城乡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阶层收入差距、行业收入差距以及干群收入差距指数都明显扩大。

改革收获了巨大的成果，但改革的成果没有得到理性的分配，没有为广大阶层民众共享，这导致了民众对改革正当性与合法性的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