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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宇宙的星辰与律令 论的现代古典主义写作（第1页）

内宇宙的星辰与律令——论蔡东的现代古典主义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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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南

一

对于现代主义写作，尤其是中国当代文学中带有现代主义色彩的写作，我时常有些困惑、不满或忧虑。

这种忧虑、不满或困惑在我，有时轻，有时重，却从来都没有完全消失。

在我看来，自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波德莱尔以降，现代主义文学往往重视挖掘人生的负面经验，着力书写现代人内在的幽暗情绪，重视写个人所遭遇的种种形式的恶。

现代作家又特别讲究策略，重视“破”

而不重视“立”

，甚至不惜以暴制暴。

这样的运思方式与写作路径，有其价值与意义。

我们所熟知的许多现代主义作品对特定时期的精神状况进行了激进化的表达，构成了对充满骗与瞒的文学、意识形态、世界的反叛，也加深了人们对这样的文学、意识形态、世界的理解，尤其是对人的内心世界的理解，让人得以有从虚伪的意识形态或虚假的价值观中获得苏醒的可能，进而朝着真实复归。

然而，其局限和风险也是明显的。

比如说，过多地在幽暗情绪中逗留，为激进的立场所裹挟，对生命终究是有损伤的。

因此，现代主义作家的面容，多半显得沉重而忧郁。

写作之于他们，成为一种痛苦的选择，仿佛是一种宿命。

不写又如何？那就更为痛苦，就好像连摆脱痛苦的精神出路都没有了，一种更为彻底的畏、烦与怕，有可能会将他们吞噬。

由此，或是短暂地或是长期地厌世，深陷于自我的困厄，深陷于无意义的空虚，成为很多现代主义作家的基本存在处境。

对于读者来说，不读一读这样的作品，只读小清新的作品，对人生的绝境会缺乏体察，然而，长期只读这样的作品，也难以获得足够的滋养，甚至会觉得对个人心智是有害的。

这真是一种左右为难的境地。

如果这样的写作仅仅是作为一种历史事实存在于文学史中，那么我的不满也仅仅是不满——不满意，还有不满足。

令我感到忧虑的还在于，这种写作路径所蕴含的局限，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中一个未经省思、未经认真清理的认识装置，被作为一个仿佛非如此不可的文学传统而完整地继承下来。

举个例子，2016年，在对这一年的中国短篇小说进行回顾时，我发现诸如此类的写作数量是非常多的，多到让我觉得意外，继而感到倦怠。

因此，在写作这一年的短篇小说年度综述时，我在文章的最后一节忍不住把这作为一个问题单独提了出来。

我在其中谈到，有不少作家都只把自己定位为复杂世相的观察者和描绘者，此外再无其他使命。

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提出的“小说是道德审判被悬置的领域”

这一观念，成为作家们普遍信奉的写作信条。

藉着这一信条，很多作家在“写什么”

上得到了极大的解放。

一些极其重要的伦理、道德、社会等领域的问题，成为作家感兴趣的所在，但这当中的不少小说作品，在价值层面是存在迷误的。

有不少作家致力于呈现各种现象，尤其是恶的现象，可是在这些作品中，很难看到希望的所在。

很多作品甚至只是在论证，人在现实面前只能苟且，只能屈服于种种形式的恶。

苟且和屈从成为唯一的选择，仿佛除此之外再无别的路可走，人生再没有别的可能。

不少作家还天真地认为，对恶的想象力运用得越偏僻，对恶的书写越极致，作品就越有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