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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2页）

由于河朔闹灾，朝廷拨了些抚恤，国库开始空虚，司马光便建议国家要勤俭节约。

按常理讲，司马光的建议是没错的，但王安石却认为他谨小慎微，不想着开源只想着节流，不是大丈夫所为。

王安石甚至尖锐地指出：国用不足是因为没有理财之人。

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自饶。

王安石就是这样，一点不通人情世故。

不管司马光曾经对他有过多高的评价，他该说的话就是要说。

好在司马光不是小肚鸡肠之人，他并不恼怒于王安石迂直的态度，而是对王氏理论提出了质疑。

司马光说：天地所生货财百物，只有一个定数，不在民间，就在公家。

不取于民，将焉取之？

司马光的疑问可以说清晰地呈现了两个人之间关于经济理论方面的巨大分歧，王安石没有明白无误地回答他的这个问题。

事实上王安石也没法做到明白无误。

王安石只是大致搞明白了一个方向，水深水浅还得试水者自己去亲身体会呢。

不过在当时的情境下，有一点已经很明确了，那就是司马光不愿意做王安石改革的一路同行者，而只愿意做他改革理论的一路争锋者。

针对王安石改革均贫富的目的，司马光以及苏辙都认为贫富自古不均，这两者互相依存，就像阴阳乾坤万世永存一样，是天下稳定的基础。

如果贫者要变富，富者要趋贫，势必会天下大乱。

面对这样激烈的反对，神宗终于有些摇摆不定了。

唉，司马光毕竟不是吕晦，他的声音代表了一个阶层的强烈欲望，更何况司马光本人就出身于陕西望族，轻视不得啊。

神宗一声叹息，在熙宁三年（1070年）过完年刚不久，下了一道谕旨：禁止青苗钱对富户的抑配。

这道谕旨等于对“青苗法”

的实施打了个大大的折扣，让理想主义者王安石的心情大为郁闷。

王安石一郁闷，马上就表现了出来。

他称病不来上朝，还上奏说要辞去现有职位。

王安石的所作所为其实非常符合一个理想主义分子的性格特征，追求完美，偏激，容易走极端。

但王安石所做的一切在司马光看来却多少带有向皇上示威的意思。

司马光是谁，他是翰林学士，行使着代皇上批复奏疏的权利。

当他看到王安石那充满意气用事的辞表时，一向充满正义感的司马光就代表神宗皇帝义正词严地批评了他。

王安石这下是真的生气了，他再次上了一道辞表，非常正式地表示要辞职不干。

神宗一看这两人针尖对麦芒地干上了，那叫一个头大，但考虑到目前还是以改革大业为重，便旗帜鲜明地支持王安石，以“诏中之语，失于详阅”

的手札，隐约批评了司马光。

司马光顿觉心灰意冷，觉得在当前格局下，不如言去。

他九上辞表，一心求去。

终于，在王安石改革正轰轰烈烈的关键时刻，司马光归居洛阳，著书立说，成了这场外强中干改革的一个沉默看客。

他绝口不提政事，也不再评价王安石的为人。

他看似退避到一个王朝舞台的边缘，不再做出激烈的动作和丰富的表情，但是历史却没有遗忘他，几年之后，王安石改革失败，退隐江湖时，司马光东山再起，又成一时人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