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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2页）

申时行如是以为。

但皇帝却跟他打哈哈，称“皇长子年幼体弱，等二三年后再行册立”

。

由此，国本问题浮出水面，众大臣人心浮动，开始了长达十五年的“争国本”

运动。

而这样的较量事后证明，结果只有一个——两败俱伤。

万历二十年（1592年），较量又一次展开。

这一年朱常洛已经十一岁，正月二十一日，礼科都给事中李献可领着六科官员给皇帝上疏，请求对皇长子进行太子养成教育。

这是曲径通幽，也是变相逼万历皇帝承认朱常洛的太子身份。

李献可上疏说：皇长子朱常洛当及早进行预教，不要继续禁于深宫之中。

此疏一上，皇帝当然很生气。

他下旨要将李献可外放，贬到地方上去，以儆效尤。

但要命的是大学士王家屏拒不执行任务，将皇帝的朱批封还。

与此同时吏科都给事中钟羽正、吏科给事中舒弘绪以及大学士赵志皋等人纷纷支持李献可，万历皇帝又一次站到了广大官员的对立面上。

万历二十年（1592年）的故事可以说是六年前“争国本”

故事的翻版，皇帝虽然大力弹压，却是人心尽失，帝国的断裂已是触目惊心。

也正因为如此，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皇帝才主动出招，将他的三个儿子一并封王。

这是以退为进，为他心仪的皇三子朱常洵上位做好铺垫。

但经过几个你来我往的回合之后，皇帝精疲力竭，只得宣布暂停三子并封王的举措。

八年之后的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十月十五日，皇帝在国本问题上弃子认输，同意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

毫无疑问，在万历二十一年，皇帝是很有挫败感的。

他深陷体制、礼仪、亲情与个人心灵自由的巨大悖论中难以突围，日子过得很是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