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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封 上海日翁书（第2页）

的问题。

宁王举兵，就在王阳明管辖的地界。

事发突然，他只得仓促备战。

写这封家书的前一天，他刚发出《调取吉水县八九等都民兵牌》，号令组织民兵，准备征讨宁王。

他趁着巡检的间隙，给父亲写了这封信，报平安，分析局势，也表明立场：先不想回家了，等干完这票再说！

当其他官员都在观望，都在担心宁王万一成功篡位，接下来怎么办的时候。

阳明则是依良知而行，当机立断，举兵讨伐。

面对敌强我弱的局面，敢于首义，打响了第一枪。

我们平日空谈心性容易，真在大事大节上，要凭良知抉择、判断时，知行还能不能合一？

张君劢先生曾说阳明学有两方面：事业和枯禅。

日本阳明学得其事业的一面，中国得其枯禅的一面。

明治维新的理论奠基人吉田松阴，和实际指挥了维新战斗的西乡隆盛，都因阳明学而激励奋迅，冲破罗网，建立不朽功业。

他们在危急时刻所表现出的决断力和勇气，与王阳明如出一辙，不问生死，无私忘我。

王阳明家书中说“人臣之义至此，岂复容苟逃幸脱！”

大敌当前，君子取义。

尽管危机四伏，局势充满不确定，但王阳明在这封家书中给父亲描述自己的应对策略时，却显得稀松平常。

为了不让父亲担心，他自信地说“观天道人事，此贼不久断成擒矣”

。

也算在父亲面前给自己壮胆了，并表示“事势稍定，然后敢决意驰归尔”

。

即干完这票，我要决绝地飞奔回家了。

这一票王阳明干得确实漂亮，以最小成本平定了宁王叛乱，成就了一生最大的事功。

这一仗是心学最好的广告，心学绝不是空谈心性，它也有事功精神。

牟宗三先生就曾说：“中国人有道德精神与艺术精神，而缺乏事功精神。

儒家讲内圣外王，内圣讲得非常透，但外王却始终不够，亦即是事功精神不够。

中国从墨子起即讲事功，到后来法家，南宋的浙东学派，再到民国胡适之等，总有一股要求事功的暗流。

但要求事功是一回事，而事功精神又是一回事。

总要求事功，而事功精神不具备，故事功总是出不来。”

[5]而王阳明能建立事功，正是先完备精神，聚集心能。

此时王阳明立下如此大的军功，却没有因此飞黄腾达，反而迎来了人生的至暗时刻，逼着他不得不再次完成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