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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 走向封建人治的盛世之巅（第5页）

尉迟敬德“擐甲持矛”

，要求李渊“请降手敕，令诸军并受秦王处分”

。

李渊无奈，只得书写“手敕”

，交出唐王朝军政大权。

不久，就正式宣布逊位。

如果不是李渊念及李世民的功绩与亲情，在李建成对李世民的诬陷与加害下时为李世民开脱，李世民也许会让自己的父亲遭受李建成、李元吉同样的命运与结局。

政治斗争从来就不讲究什么亲情，它撕开了一切温情脉脉的虚伪面纱，只以实力为基础，以利益为准绳，以鲜血为代价，残酷无情到令人难以想象的程度。

于是，李世民由秦王而太子，由太子而皇帝，在短短的两个月之内便完成了这些高贵而复杂的角色之转换。

李渊退为太上皇后，又活了九年才于贞观九年（635年）郁郁而终。

唐太宗李世民与推翻不久的前朝隋炀帝杨广比较，这两位封建君王在某些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同出于关陇统治集团，同为次子篡夺政权，都曾数次出兵征讨高丽而归于失败，都曾做过有悖于传统伦理道德的行为（隋炀帝占有父妾，唐太宗据有弟媳）……可是，后代对他们两人的评价却截然相反，一为稀世暴君人皆骂之，一为天下明主奉为帝王楷模，此为何也？

就在于隋炀帝为亡国之君，而唐太宗却开创了享誉后世的“贞观之治”

，为唐朝的博大与恢宏奠定了坚实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

三

李世民于武德九年（626年）六月四日发动政变从父兄手中夺权，第二年改元贞观，这一年号一直用了二十三年之久，直至他生命之终。

因此，李世民在贞观年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便被后世史家称为“贞观之治”

。

贞观之初，李世民在政治机构、法制体系、经济措施、军事制度等方面进行了颇有力度的改革，创立了许多影响后世的制度和措施：他扩大宰相人数，使得相权有所分散削弱，国家大事先由集体讨论，而后皇帝拍板裁决，这样一来，对独断专权相应有所克服，自然减少了盲目主观等弊端；他认为科举制能够保证官吏的选拔质量，健全、发展了自隋代开始的这一制度，“盛开选举”

，向各州县提出扩大贡士人选的要求，提高庶族地主的政治地位，使得天下英才尽如彀中；他精简官僚机构，下令“并省官员”

及“大加并省”

地方州县，裁冗内官四分之三，使其由隋朝时的二千五百八十一人减少到六百四十员，地方官员也有一定的精简……通过一系列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权建设与官吏选拔措施，唐王朝的行政效率大加提高，为李世民的统治得以超越前代奠定了不可或缺的政治基础。

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是贞观之治的主要特征。

李世民曾说过：“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黍不登，则兆庶非国家所有。”

他深知农业是中国封建社会最主要的生产部门，将其置于突出的显著地位，制定了一系列恢复发展农业的政策：推行均田制与租庸调法，注意轻徭薄赋；重视劳动力，不夺农时；兴修水利，抵御自然灾害；设置义仓，存粮备荒；平抑物价，避免谷贱伤农……通过这些措施，广大农村很快就出现了“风调雨顺，年登丰稔，人无水旱之弊，国无饥馑之灾”

的景象。

在经济管理方面，受传统哲学思想——整体思维、形象思维、模糊思维方式的影响，中国古代封建社会较少使用过先进而科学的数字化管理，难以见到有关精确的统计数目。

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治世盛世总是“安居乐业，国富民丰”

；衰世败世则为“民不聊生，生灵涂炭”

。

贞观之治的社会到底如何清明，经济繁荣到何种程度，我们也只能从类似模糊的语汇中感知。

关于贞观年间的升平景象，《贞观政要》有所记载，我们不妨抄录如下，以供读者参考：

官吏多自清谨。

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欺侵细民。

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尚空。

马牛布野，外户不闭。

又频致丰稔，斗米三四钱。

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

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供待，或发时有赠遗。

此皆古昔未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