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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 走向封建人治的盛世之巅（第8页）

一是心理压力，这种压力主要来自前朝隋炀帝与玄武门之变。

道德、信义的心理束缚对古代君王与社会治理十分重要。

实在难以想象，一位及时行乐挥霍无度、“我死后哪怕洪水滔滔”

的君王能够造福人民。

封建帝王没有严格而实质的外部制约，只有心灵敬畏与自我约束才能多少可以发挥一点作用。

李世民曾目睹一度兴旺的隋朝在杨广的暴政下被农民革命彻底颠覆，对群众的巨大力量感受尤为深刻，充分认识到“君，舟也；民，水也。

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

。

他是历史上少有的将广大民众置于重要地位的一代君王。

因为有着与隋炀帝的许多相似之处，唐太宗谨小慎微，如履薄冰，生怕隋炀帝的缺点与命运在自己身上重演。

没有隋炀帝的残暴，就不可能有李氏天下及他的皇位，以此而言，李世民得益于杨广的残暴；同时，杨广又是他心中的一个难以卸下的重负，他不得不将他作为一个参照系，时时对照、比较，找出隋炀帝的内在缺陷及个人消极因素，反其道而行之。

如此一来，唐太宗就达到了化腐朽为神奇的对立转化之效，将隋炀帝身上的顽冥劣性变为自己的优秀品格。

从某一角度来说，没有隋炀帝的残暴，也就没有唐太宗的英明。

如果说太原起兵是李氏家族从杨广手中夺权，那么玄武门之变则是李世民从父兄手中夺权。

玄武门之变于李世民来说，既是他爬上权力峰巅的人生辉煌之始，也是一种时刻纠缠着他的歉疚，一场难以摆脱的梦魇。

从道德角度而言，李世民必遭天谴，他的政权合法性更值得怀疑。

如果中国古代社会实行的不是专制统治，而是民主政体，如果不是封建人治，而是法制政权，他就可以通过选举、竞争等和平的手段登上皇位。

当然，这只是一种不可能的假设，封建世袭制从来就不以才德为标准培养、选择接班人。

“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

他除了动点手脚曲意篡改史书记载外，只有刻苦精进，通过将天下治理得超过父兄的显著政绩来说明他是“有道者”

而被天下世人“推而为主”

，证明他是天经地义的、合理合法的正宗继承人。

父兄是他心头无法抹去的一道阴影，更是他走入阳光、走向辉煌的一种督责与促进。

正因为血腥夺权的方式不甚地道，李世民最害怕别人说三道四，也最看重史书对他的记载、后世对他的评价。

他不可能堵住民众的口舌与背后议论；也不可能彻底篡改、完全歪曲玄武门之变的基本史实，只是将这一事变解释得圆满一些，有助于自己的“正确”

地位；更不可能左右后世对他的评价，只有通过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树立政绩、创造盛世的方式获得人们的认可与赞扬。

李世民除了无形的心理压力外，还相当开明地自我设置了一种有形的外在束缚。

那就是在不改变封建专制政体的前提下，改变了这一体制所固有的帝王专横霸道之风，虚心采纳臣下意见，将隋炀帝的拒谏改为主动纳谏，在历史上传为佳话。

因为有人进谏，皇帝的言行处于臣民的监督之下，骄奢之心受到许多限制；李世民以直谏者为忠臣，以献媚取宠者为佞臣，那些谄媚小人失去了立足之地，朝廷的风气较为正常；李世民虚心纳谏，可以博采众长，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避免许多错误与损失。

对臣下的进谏，李世民总是创造一个较为宽松、和缓、融洽的氛围，提倡“言者无罪”

的信念，打消臣下心中顾虑，并给予相应的物质奖励。

其中进言最多的当属监察御史魏征，大到国家重大决策，小到个人生活琐事，魏征都敢犯颜直谏。

李世民也将他视为一面镜子，时时照出自己身上的缺点与错误。

魏征也就更加无所隐讳，尽量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

时间一长，就连身为皇帝的李世民都对他产生了一种本能的畏惧心理，生怕出现什么过失而让他抓住“把柄”

。

一次，李世民收拾好行装正要出宫去打猎，适逢魏征进宫奏事，他赶紧停止行动。

魏征说：“陛下不是要到南山去打猎吗？外面的卫队都准备好了，怎么又不去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