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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民族性研究（第1页）

鲁迅与民族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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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对于我们民族有伟大的爱，所以对于我们民族，由历史上，社会上各方面研究得极深。

他在青年留学时期，就已经致力于民族性的检讨过去和追求将来这种艰巨的工作了，从此抉发病根毫无顾忌，所呼吁异常迫切，要皆出于至诚，即使遭了一部分讳疾忌医者的反感也在所不计。

正惟其爱民族越加深至，故其观察越加精密，而暴露症结也越加详尽，毫不留情。

他的舍弃医学，改习文艺，不做成一位诊治肉体诸病的医师，却做成了一位针砭民族性的国手。

他的创作和翻译约共六百万字，便是他针砭民族性所开的方剂。

他常常劝人多看历史，尤其看野史杂记，有云：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

，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他又云：

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

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

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华盖集·忽然想到》）他又劝人要正视社会的各方面，勿害怕，勿遮盖，有云：

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

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

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

（《坟·论睁了眼看》）

他又指示民族性研究的多方面，旧中国特产的毛病实在不少，因之可以研究的方面也实在不少。

例如评论日本安冈秀夫《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一书，结束有云：

中国人总不肯研究自己。

从小说来看民族性，也就是一个好题目。

此外，则道士思想（不是道教，是方士）与历史上大事件的关系，在现今社会上的势力；孔教徒怎样使“圣道”

变得和自己的无所不为相宜；战国游士说动人主的所谓“利”

“害”

是怎样的，和现今的政客有无不同；中国从古到今有多少文字狱；历来“流言”

的制造散布法和效验等等……可以研究的新方面实在多。

（《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

他更坚决主张民族性必须改造，否则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口号虽新，骨子不改，革命必无成功之一日。

真革命家只有前进，义无反顾的，有云：

说到中国的改革，第一著自然是扫**废物，以造成一个使新生命得能诞生的机运。

五四运动，本也是这机运的开端罢，可惜来摧折它的很不少。

那事后的批评，本国人大抵不冷不热地，或者胡乱地说一通，外国人当初倒颇以为有意义，然而也有攻击的，据云是不顾及国民性和历史，所以无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