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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史学50年的理论建设1（第1页）

新中国史学50年的理论建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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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共和国前进的步伐，新中国史学走过了50年历程。

这50年，在中国史学史上是变革最深刻的时期。

变革，反映在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方法、研究手段、新的研究资料的发现以及研究成果形式等方面，但就最重要的环节来说，主要还是在理论建设方面。

一、发展的前提和发展的道路

新中国史学的发展，有一个比较好的前提。

这个前提，就是20世纪前期中国史学的积累。

第一，自20世纪初梁启超提出“新史学”

的理论以后，中国史学在理论上加快了近代化的步伐。

第二，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西方史学的输入，中国史学界异常活跃，思潮、学派应运而生，各陈其说，至三四十年代，形成齐流并进之势。

其中，以历史考证学派成就尤为突出，如王国维、胡适、陈垣、陈寅恪、顾颉刚等史家，都有丰富的成果问世。

第三，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李大钊、郭沫若为代表，创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三四十年代，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史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撰写了一大批面貌一新的历史著作，使马克思主义史学有了重大的发展，在齐流并进中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这里，我们没有可能来开列有关成果的清单。

我们需要弄清楚的，是对于这个时期的中国史学之总相的估量。

1945年，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引论中，讲到“科学方法”

和“新史观”

对民国以来中国史学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时，这样写道：

西洋的科学的治史方法才真正输入，于是中国才有科学的史学可言。

在这方面，表现得最明显的，是考古学上的贡献：甲骨文和金文经过科学的洗礼，再加上考古学上的其他发现，便使古代文化的真相暴露了出来。

……第二是西洋的新史观的输入。

过去人认为历史是退步的，愈古的愈好，愈到后世愈不行；到了新史观输入以后，人们才知道历史是进化的，后世的文明远过于古代，这整个改变了国人对历史的观念。

如古史传说的怀疑，各种史实的新解释，都是史观革命的表演。

还有自从所谓“唯物史观”

输入以后，更使过去政治中心的历史变成经济社会中心的历史，虽然这方面的成绩还少，然也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

这里说的“科学方法”

，是指新的考证方法，特别是以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相互比较、印证的方法；而“新史观”

主要指西方进化论观点，附带提到了唯物史观。

顾颉刚指出“新史观”

的输入“整个改变了国人对历史的观念”

。

顾颉刚的这一估量和概括，是很深刻的。

1946年8月，侯外庐在他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再版序言中说：

中国学人已经超出了仅仅仿效西欧的语言之阶段了，他们自己会活用自己的语言而讲解自己的历史与思潮了……他们在自己土壤上无所顾虑地能够自己使用新的方法，掘发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了。

……同时我相信这一方面的研究会在业绩方面呈现于全世界的文坛，虽则说并不脱离其幼稚性，而安步总在学步之时可以看出来的。

侯外庐强调的“新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