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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在中国史学上的地位（第1页）

郭沫若在中国史学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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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郭沫若诞生100周年而作[1]

在中国史学上，有许许多多杰出的史学家。

他们对中国史学的发展，对中国历史的进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作为史学家，郭沫若（1892—1978年）以其漫长的治史生涯追随着历史前进的步伐，以其辉煌的成果反映出时代的要求，以其博大精深的学识和思想嘉惠士林、贻泽术者，使他成为中国史学上杰出史学家中的一位伟大的代表。

全面评价郭沫若在中国史学上的贡献和地位，是作者力所不及的，即使本文下面所论述的几个问题，恐怕也难以做到比较准确的概括，而只是表明作者在这方面的一点粗浅的认识，借以缅怀这位中国史学上的伟人。

一、引唯物史观之光，照古老史学殿堂

从19世纪40年代起，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空前的大变动时代。

这个变动的节奏，在20世纪的最初20年左右明显地加快了。

这个变动在史学上的反映，有关于侵略和反侵略的历史记载，有关于边疆史地的研究，有关于外国史地的撰述，其中贯穿着民族危机、救亡图强的时代感和倡言改良、鼓吹进化的历史观。

中国史学近代化的这一最初阶段，至20世纪初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1901年）和《新史学》（1902年）二文而具有了明确的标志。

梁启超倡言“史界革命”

，提出创立“新史学”

的理论模式，在当时的中国史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对推进中国史学近代化起了重要作用。

稍后，章太炎《訄书》重订本的出版及其关于中国通史撰述的思想和结构，也具有这样的意义。

但是，梁启超的“新史学”

理论是建立在近代进化论的基础上，它较之于章太炎把革命论引入进化论的历史发展观（《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已相形见绌；而章太炎的历史理论在某些方面虽已达到了接近阶级论的边缘，但他对历史发展动力的阐释，仍未跳出唯心史观的窠臼。

在新文化运动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推动下，李大钊在1920年前后发表了一系列阐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论文，1924年出版了中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著作《史学要论》，系统地阐释了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

这在史学上是有划时代意义的。

那么，如何引唯物史观之光，来照亮中国古老史学殿堂呢？中国史学上的这一伟大任务，历史地落到了郭沫若的肩上。

郭沫若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并初步掌握唯物史观，是在20年代初期。

当时，他真诚地认为：是唯物史观把他“从半眠状态里唤醒”

，“从歧路的彷徨里引出”

，“从死的暗影里救出”

[2]；因此，他“非常感谢”

马克思、列宁。

他明确断言：“唯物史观的见解，我相信是解决世局的唯一的道路。”

[3]这是20年代初期，中国纷纷扰扰的思想界中一个追求真理的战士的自白。

从这个自白可以看出，郭沫若接受唯物史观，并不仅仅把它看作是个人思想的“转换”

，而且认为这是先进的人们借以“解决世局”

的正确指针。

这个认识，对于郭沫若毕生的史学道路有决定性的影响。

20年代后期，郭沫若潜心研读了《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从而把对于唯物史观的信念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

唯物史观之影响和决定着郭沫若史学道路的第一个重大反映，是他在1929年撰成、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