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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识和器局（第1页）

通识和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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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识和器局[1]

——纪念白寿彝先生百年诞辰

引言

2009年2月19日，是白寿彝先生100周年诞辰的纪念日。

很早就想到要写一点纪念文字，以表达自己对老师的缅怀之情。

可是提起笔来，总觉得要写的东西很多很多，真不知从何处着笔。

想了很久，我想用这样四个字来概括白先生的学术特点和治学宗旨，或许更能反映我对自己老师为学风格的理解。

这就是：“通识”

和“器局”

。

从司马迁提出“通古今之变”

[2]，到郑樵倡导“会通之义”

[3]，再到章学诚总结出来的“通史家风”

[4]，以及龚自珍所说的“欲知大道，必先为史”

[5]，都包含了知识的渊博、器量的宏大和见识的深刻，可以看作是历史上的史学家的“通识”

和“器局”

。

白先生学术的特点，正是继承、发展了史学上的通识和器局。

对此，我以前有一点朦胧的认识，而现在比以前又多了一些理解和认识。

1981年，白先生在《史学史研究》上连续发表了四篇《谈史学遗产答客问》的文章。

我在阅读、学习中的那种激动和沉思交织在一起的心境，至今难忘。

1981年年底，我写了一篇读后的认识《史学遗产和史学研究——读书后》，发表在《史学史研究》1982第1期上面。

其中，第三部分讲的就是“专长之才和通识之才”

的问题。

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作者的四篇《答客问》，以论说理论问题开篇，引用和评论了一百八十种左右书刊，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见解，而又采取问答体的形式，反映了作者本人也是努力在用德、学、识、才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

这也可以看作是作者对中青年史学工作者的一种‘身教’吧。”

20多年过去了，随着岁月的逝去，我对白先生著作的精髓也懂得多了一点。

白先生的通识和器局，在他所研究的诸多领域，都更加鲜明地显现出来。

一、理论与通史

白先生从20世纪50年代初，就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把它用来指导自己的研究工作，在此后的半个世纪中，他从未中断这种努力，也从未改变这一方向。

他在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善于把握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精髓并把它同自己的研究对象结合起来，从而提出自己的见解。

白先生写的《中国史学史》第一册的目次中，有这样几个标题：“历史理论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历史理论二：物质生产和物质生产者的历史”

；“历史理论三：社会历史之辩证的发展及其规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