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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寿彝老师的治学风格和特点1（第1页）

白寿彝老师的治学风格和特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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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时代感

白先生常说：史学工作者，既要有历史感，又要有时代感。

历史感和时代感是一致的。

什么是历史感？就是我们的思想工作，总应有一个古今一条线，不忘记历史，不割断历史的联系和发展。

这一点很不容易做到。

时代感呢？就更难做到了。

他说的时代感，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要使我们的工作体现出时代的特点、时代的精神、时代的风貌和时代的要求；另一层意思是要使我们的工作推动时代的前进。

他说过这样的话：一个史学工作者，既具有历史感，又具有时代感，就能起到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

有一次，我请白先生跟我谈谈他几十年的治学道路，他说：“几十年来，既简单又曲折。

简单，是一直都从事学术研究；曲折，是经历了社会的巨大变化。

在这既简单又曲折的几十年中，有一个基本思想，就是想为国家、为民族多做点事情。

特别是在50年代初，在党的领导下，更多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这种思想就越来越强烈，也越来越自觉。”

我认为：白先生的这种“想为国家、为民族多做点事情”

的思想，正是一个历史学家伟大的责任感、使命感的表现。

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恰是他的历史感和时代感的推动力。

前者是内在的，主要体现在他的精神上；后者是显现的，主要反映在他的工作上。

因为有了强烈的时代感，才出现了他在史学领域一系列的开拓工作和创新精神。

二、关于史学领域的开拓和创新

在史学研究中，不断开拓新的领域，勇于提出新任务、新课程，发前人所未发，做前人所未做，这是白先生治学的风格，也是他的治学特点之一。

1981年10月初，当我再一次建议白先生把他新中国成立后发表的一部分史学史研究论文编成一个集子时，他说：“我现在主要考虑的，不是如何去守旧，而是怎样去创新。”

这一句很平常的话，却突出地反映了他的治学风格和特点。

（一）理论上的兴趣和勇气

白先生早年研究哲学，新中国成立之初开始比较系统地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对理论学习和研究有浓厚的兴趣，这在老年学者中是很突出的。

《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资本论》、《国家与革命》、《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毛泽东同志的著作，都是他经常阅读和引用的。

他在20世纪60年代培养史学史研究生时，第一课就是指导研究生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同志关于批判继承历史遗产的理论”

这一课题，用了整整两个月时间。

我是当时的研究生之一，从中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和教育。

在老师的影响下，这些年来，在教学和研究中，在和学生交谈中，在向学生介绍治学方法时，我都十分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七八十年代的大学生，有很多优点值得学习；但是，他们中间，对理论有普遍忽视的倾向，这是应当改变的。

白先生说：“现在有许多人学习和研究历史，材料薄弱，理论更不行。”

白先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理论的指导下，敢于提出新的见解，突出地反映了他的理论勇气。

他于1981年在《史学史研究》上发表的4篇《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中，第一篇谈的就是理论问题。

他认为：在中国古代史学家和思想家中，已有了某种程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不赞成用“历史唯心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