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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史撰述之志与封建社会史论1（第1页）

通史撰述之志与封建社会史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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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白寿彝文集》第一卷

2008年12月，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7卷本《白寿彝文集》（以下简称《文集》）。

2009年2月，是白寿彝先生100周年诞辰，《文集》的出版，自是对先生最好的纪念。

《文集》第一卷，收录了白先生“论中国通史”

的有关文章和讲话6篇，“论中国封建社会”

的有关文章和讲话7篇，以及撰于20世纪40年代的《秦始皇帝》。

读了《文集》第一卷，我想就先生的通史撰述之志与封建社会史论讲几点认识。

一、通史撰述之志的由来

中国史学有“通古今之变”

的优良传统，在古代，司马迁《史记》和司马光《资治通鉴》最负盛名。

20世纪伊始，梁启超、章太炎等在倡导“新史学”

时，亦以撰述“中国通史”

为其核心内容之一。

此后，几代中国史学家，在百年之中写出了百余种中国通史。

1994年，范文澜、蔡美彪所著10卷本《中国通史》问世；1999年，白寿彝总主编的12卷、22册《中国通史》出版，把近代以来中国史学家通史撰述之志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是中国史学界的幸事，也是中国国民的幸事。

在20世纪百年中，史学家关于中国通史的撰述，各有其因，归根到底，都是时代的要求。

白寿彝先生的通史撰述之志的产生和日渐强烈，同样也是时代使然。

1983年3月，白先生在高等院校古籍整理规划会议上的发言，对此做了简要的回忆，他说：

大概在1971年，开了第二次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

周总理在会上提出来要写一部中国通史。

后来，国家出版局为此组织了两次写作班子，都没有成功。

当时，我正在中华书局参加二十四史标点的工作，没有参与编写中国通史的事，但也引起我对1962年在达卡召开的国际史学家会议的回忆。

在那次会议期间，巴基斯坦的朋友曾说：“过去我们搞历史，是以欧美为中心，现在我们是以东方为中心。

我们要大讲中国的历史，可是我们没书，不好办。”

人家的态度很友好，但我们的工作跟不上。

1974年，我在巴基斯坦又遇到史学界的朋友，人家打听关于中国史的新著。

这距离上次的史学家会议整整12年了，我们还没有拿出成果，心里很难过。

[2]

从这个谈话中可以看出，20世纪六七十年代，编撰中国通史，既有国内的需要，也有国际上同行的要求。

白先生作为一个有高度责任感的历史学家，“心里很难过”

这句话，实在有太多的感受、太重的分量。

当然，这也成了白先生通史撰述之志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