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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梁启超到白寿彝1（第1页）

从梁启超到白寿彝[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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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史学家的史学史情结

一、小引

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历史，任何学科也都有自己的历史。

中国史学作为一种学问、一种工作，或作为一门学科，当然也有自己的历史，这就是中国史学史。

一般说来，人们对于什么是文学史、艺术史、哲学史、科技史等，都容易理解，而对于史学史却不免有点陌生之感。

应当承认，各门学科的历史，都有其重要性，都应当受到重视。

对于中国史学史来说，这种重要性显得更加突出一些。

这是因为：中国史学史是阐述中国史学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学问，具体地说，它是探索中华文明进程之记载与撰述的历史。

为了认识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人们要研读中国通史；为了认识中华文明进程是怎样被一代代史学家记载下来，又被一代代史学家撰写成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表述生动的历史著作的，人们就要研读中国史学史。

读一点中国史学史，必定会有益于人们加深对中国历史的理解。

正因为如此，在20世纪，中国史学家不断凝聚起一个深沉的情结：撰写中国史学史，探索中华文明进程之记载与撰述的历史面貌。

为此，他们付出了艰辛的努力，获得了可喜的进展，给20世纪中国学术史留下了重要的一页。

二、撰写中国史学史：梁启超提出的问题

“五四”

前后，受西学的影响，许多新学科勃然兴起，各种专史的研究成为学术界所关注的问题。

1926—1927年，梁启超在清华大学做“补中国历史研究法”

（也称“广中国历史研究法”

）的讲演，后经门人记录、整理，以《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为名出版。

梁启超在此书的绪论中说道：

本演讲全部组织，可以分为“总论”

、“分论”

两部。

总论注重理论的说明，分论注重专史的研究，其宗旨在使有研究历史兴味的人，对于各种专史知道应该研究并且知道如何研究。

旧作所述，极为简单，不过说明一部通史应如何作法而已。

此次讲演，较为详细，偏重研究专史如何下手，因为作通史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专史没有做好，通史更做不好。

若是各人各做专史的一部分，大家合起来，便做成一部顶好的通史了。

此次讲演，既然注重专史，所以又可叫做《各种专史研究法》。

[2]

梁启超是从通史和专史的关系来说明研究的重要性的，这同他早年提出研究、撰写通史的主张有关，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近代学科的创立和发展，越来越明确地提出了专史研究的迫切性，这是“五四”

前后学术史上的一个特点。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所论“专史的做法”

，包括五种专史，即人的专史、事的专史、文物的专史、地方的专史、断代的专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