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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历史科学与理论建设祝贺白寿彝教授九十华诞前言1（第1页）

附录二《历史科学与理论建设——祝贺白寿彝教授九十华诞》前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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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怀着欣喜和钦敬的心情编辑这本学术文集——《历史科学与理论建设——祝贺白寿彝教授九十华诞》，热忱地把它献给白寿彝教授，献给史学工作者和各方面的读者！

五年前（1994年），我们编辑、出版了《历史科学与历史前途——祝贺白寿彝教授八十五华诞》论文集，在此书的“代前言”

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寿彝先生对于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从来都充满着信心。

他对历史科学的社会意义和社会作用有深沉的认识和执着的追求。

他的这种认识和追求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历史科学是关系到人们更好地认清历史前途的科学。

这是寿彝先生的史学思想的核心之一。

[2]

五年过去了，重读这篇文字中所涉及的寿彝先生对历史科学与历史前途之关系的许多论说，仍然使人激动不已，从而深切地认识到科学的学术思想所具有的长久的生命力。

现在，我们又高兴地编辑了这本新的学术文集，不论在深层含义上，还是在相关的内容上，后者都是前者的继续。

近20年来，寿彝先生在接受采访和回答人们问题时常说：“创新的学术才有生命力。”

“在学术领域里是没有止境的，我仍将走新路！”

何谓“创新”

？“新路”

何在？寿彝先生以他的思考和实践在不断地回答和丰富这个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他有一个基本思想：“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进行新的理论创造。”

这个基本思想的含义是：第一，唯物史观是科学的历史观，应当认真遵循；第二，唯物史观不是教条，应在结合具体研究对象中提出新的问题；第三，唯物史观作为科学的理论体系，它并没有限制理论的创造和理论的发展，而是要求有新的理论创造和新的理论发展。

可以认为，这是近20年来寿彝先生的学术活动的宗旨。

反映这一宗旨的学术成果是多方面的，兹以中国通史和中国史学史两个方面为例。

——关于中国历史发展的理论。

寿彝先生从20世纪50年代起致力于中国通史教学改革，到70年代后期致力于中国通史的研究与编撰，至今历时半个世纪，对这一领域有长期的全局性思考。

由寿彝先生主编，1980年出版的《中国通史纲要》是一本只有30万字的著作，但却提出了许多新的理论问题，如关于中国历史进程的阶段性划分问题，关于不同历史时期地主阶级之占统治地位阶层的具体分析，关于地租和国税的关系，关于地租形态的发展及其与农民阶级依附性人身关系的变化，关于民族地区与广大边区之社会发展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所处地位等，这些理论问题的提出和阐述，对于更深入、更正确地认识中国历史具有极重要的意义。

此书出版以来，中文本已连续印刷20次，累计印数近百万册，这同它在理论上所具有的特色是密切相关的。

寿彝先生主编、1989年出版的多卷本《中国通史》第一卷（即《导论》卷），是一部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历史进程相结合、从理论上阐述对中国历史之认识的重要著作。

它包括以下九个方面的问题：（1）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2）历史发展的地理条件；（3）人的因素，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4）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5）国家和法；（6）社会意识形态；（7）历史理论和历史文献；（8）史书体裁和历史文学；（9）中国与世界。

书中对这九个方面问题的理论阐述，多有新意，其显示出来的创造性与系统性，为近年历史学著作领域所少见，反映了20世纪90年代在相关的一些问题的认识上所达到的新的理论高度。

——关于中国史学发展的理论。

抗日战争时期，寿彝先生在云南大学讲授中国史学史，这是他思考中国史学发展历程的开端。

60年代初，他发表以《谈史学遗产》为题的长文[3]，从理论上阐述了总结、继承优秀史学遗产的重要性，并回答了如何继承、继承什么等具体问题。

这是中国学人第一次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系统讨论中国史学遗产（不是指一般历史遗产）的代表作。

1964年，寿彝先生发表《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4]，进一步从规律和成果、理论和资料等理论问题上升华了对史学遗产的认识。

80年代初，寿彝先生就“谈史学遗产答客问”

发表系列文章[5]，从历史观点、历史文献、历史编纂、历史文学等方面阐述了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和优秀遗产，并对其做了理论上的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