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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社会科学哲学的认识转向（第1页）

第三节社会科学哲学的“认识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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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作为一种对科学进行的反思性实践活动，社会科学哲学本身的研究论域和理论定位一直处在不断的变化过程当中，其思想特征呈现出一种截然不同但又彼此相关的一系列的认识转向，这一转向又内在地体现了一种逻辑上的一致性。

实证主义的终结，尤其是与库恩的范式理论相关而发展起来的后经验主义，从构成社会科学的那些认知实践和过程中来看待社会科学，使社会科学哲学成为了关于社会科学实践的反思性话语，它不再纯粹是认识论的，而是变成了与认知和知识相关的更广泛的论题。

社会科学哲学基本观念的这一演变，是在它的一系列认识转向过程中完成的。

[12]

一、逻辑转向（logi）

不同于以孔德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对经验的狭隘关注，新实证主义（包括逻辑实证主义或逻辑经验主义）引入逻辑的维度，在逻辑的和经验的维度之间做出了非常明确的区别。

因为逻辑代表的是由科学语言所表征的知识形式，而经验则关涉世界的知识基础，两者之间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

新实证主义的这一认识为其用自然科学来统一社会科学的客观主义的“统一科学”

纲领，开启了理论可能，因为既然语言和实在之间存在着一种同构的或映射的关系，“实在依赖于语言”

，那么思维着的行为主体在认识中就成为无足轻重的了。

[13]制造理想的科学语言，用演绎的逻辑推理替代经验的归纳，为所有知识（包括社会知识）寻求逻辑基础，成为了这一时期科学哲学的基本目标，由此，新实证主义的思想成为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正统观念。

二、语言转向（linguisti）

逻辑转向引发了语言转向。

语言转向以语言的本质、意义、理解以及交流为主要问题点，把语言本身的一种理性知识提到了哲学基本问题的地位上。

语言转向的整个过程涉及三个阶段，包括“以句法形式为取向的语形学阶段，形成了逻辑—语形分析；以言说对象为取向的语义学阶段，形成了本体论—语义分析；以语言使用者为取向的语用学阶段，形成了认识论—语用分析”

[14]。

逻辑转向跟语形学阶段部分重叠，仍然处在自然主义的社会科学哲学研究框架内，强调的是科学语言的逻辑形式，认为只有世界的逻辑形式才能得以抽象把握。

在语义学阶段，波普尔认识到了“对实在的观察是在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

，亨普尔也开始用“解释”

来替代因果性说明，试图超越形式框架来解释科学规律，因为经验的意义不仅存在于概念和句子当中，而且存在于整个理论的系统当中。

其后，受维特根斯坦“语言意义使用论”

的影响，语言转向进入了语用学阶段，已被抛弃的主体又重新进入了知识的视域当中，其最大后果就是，借用语言语用学来构筑知识对话的新平台，为科学理论的合理性进行辩护，寻求交流和使用中的语言的意义，从而科学逻辑不可逆转地趋向于科学语用学。

从语形、语义到语用阶段演变的语言转向，本质上也是社会科学由从属地位开始向认识论核心领域转变的过程。

语言转向促使人们认识到，科学知识的生产、交流、辩护和合法化，是一件建立社会规范模式的事情，而社会规范“本身就是一种语言游戏规则，一种质询探索游戏规则。

语言通常能够迅速为‘提问者’定位，被问到聆听者，被提问的‘指涉物’之身位，也随之被迅速定位：这样一来，语言游戏规则本身就是社会规范了”

[15]。

所以，语言转向实际上消解了实证主义“用假说的检验、证实或证伪来理解科学知识发展”

的观念，也就意味着社会科学哲学脱离了自然主义的限制，能够在更大的空间中，使用理解、解释、意向、行为、因果关系、规则、整体、社会批判等范畴，发挥其对社会实在和社会知识的反思作用。

三、历史—文化转向（historical-culturalturn）

“历史—文化转向”

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源于逻辑实证主义的自然科学哲学应用于社会科学哲学问题上的失败，由此引发了另外一个核心问题，“为什么在自然科学中是如此成功的那些方法，当想方设法应用于各个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目标时，却是完全失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