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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哲学研究中的某些问题1（第1页）

实践哲学研究中的某些问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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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法

使一个历史时代的文化丰富而又有价值的新世界观的生产，以及按照原初的世界观从哲学上去指导的这种生产。

马克思是一种世界观的创造者。

但是，伊里奇［列宁］的地位如何呢？它是纯粹从属和依赖性的吗？这得在既是科学又是行动的马克思本身中去寻找解释。

从乌托邦到科学和从科学到行动的历程，建立一个指导性阶级（也即国家）就等于创造一种世界观。

德国无产阶级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人，这个说法如何理解？马克思[2]要指出的，难道不正是在成为一个变成了国家的阶级的理论的时候，他的哲学所具有的历史功能吗？就伊里奇来说，这确实发生在一个特殊的领域。

在别的地方[3]，我已指出了列宁要对之负责的、领导权的概念和事实在哲学上的重要性。

领导权得到实现，意味着对于一种哲学、对于它的真正的辩证法的真正批判。

这里比较一下葛拉齐阿第[4]在《价格和剩余价格》一书导论中所写到的观点：他把马克思看成是一系列伟大的科学人中的一员。

基本的错误：其他任何人都没有创造一种具有独创性的完整的世界观。

马克思从精神上开创了一个历史时代，这个时代大概要延续几个世纪，就是说，要一直持续到政治社会消失、调整了的社会诞生时为止。

[5]只有到那时，他的世界观才会被替代，那时，必然的概念也才会被自由的概念所取代。

对比马克思和伊里奇以造成一种等级差别，这是愚蠢且无用的。

他们分别表现了两个阶段：科学和行动，这两个阶段既是同质的，又是异质的。

因此，历史地说，把基督同圣保罗加以对比，也是荒谬的。

基督——世界观，而圣保罗——组织者、行动、世界观的传播，他们在同样的程度上成为历史需要，所以同样具有历史才干。

在历史上，基督教可以被称作基督教—保罗主义，而且这种叫法也确实更确切（只是因为信仰基督是神，所以才没有产生这种叫法，但是，信仰本身是一个历史的要素，而不是一个理论的要素）。

二、方法问题

如果人们希望研究一种世界观的诞生，而这种世界观从来不曾被它的创始人所系统地阐明过（而且，创始人本质上的一贯性，不是要在每一篇单独的论文或一系列论著中去寻找，而是要在暗含着这种世界观要素的多种多样的智力劳动的整个发展过程中去寻找），那就要做好那些预备性的详细的文献学工作。

而且要以极端严谨的精确性、科学上的诚实和智力上的忠诚，没有任何成见、偏见或党派的门户之见地去做这一工作。

首先必须重现这位思想家的思想发展进程，以便识别哪些因素变成为稳定的和“永久的”

东西，换句话说，就是那些使思想家成其为思想家的思想家自己的思想，同他早先所研究过的、对他起过激励作用的“材料”

有所不同并高于这些材料的因素。

只有这些因素才构成其思想发展过程的主要方面。

这种选择可以按照长度不同的时期来进行，这些长度不同的时期要由内部因素而不是由外部证据来确定（虽然对外部证据也可加以利用），并造成一系列的“弃牌”

。

也就是说，抛弃掉这位思想家在某些时期可能表示过某种同情，甚至一度接受过并利用它们来进行他的批评工作以及历史创造和科学创造的局部的学说和理论。

通过观察所有学者的个人经验，我们得出这样一个共同的结论：在一定时期尤其在青年时期内怀着“英雄的愤怒”

[6]研究过（就是说，不是出于单纯的外部的好奇心，而是由于深刻的兴趣的缘故而进行的研究）的任何一种新理论，它本身就吸引着学者并整个儿地占有他的思想个性，对于这种理论的研究只是被对于下一种理论的研究所限制，只有在形成批判的均衡，以及学会进行深刻的研究，而不是屈服于所研究的体系和作者的魅力的时候，这种情况才中止。

这位思想家越是具有激烈的动力，论战的性质越是缺乏系统性，这些观察就越是有效。

或者当人们研究一个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的人物，研究一个处于持续的创造和永恒的运动过程之中，具有强烈的和无情的自我批评意识的、有才华的人的时候，这些观察也就越有效。

以此为前提，我们的工作应当按照下列路线来进行：

（1）重写作者的传记，不仅重写关于他的实践活动的部分，而且首先重写关于他的思想活动的部分。

（2）把他所有的著作，甚至那些最易漏掉的著作，按年代先后编成目录，并根据内在的标准把它们分为作者的见解形成、成熟、掌握并使用新的思想方法和新的认识生活认识世界的方法等时期。

研究思想发展的主调[7]和节奏要比研究单个的偶然的论断和孤立的格言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