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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哲学102（第5页）

有人认为，不是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归根到底”

依赖于经济和社会经济结构，而是三者各自构成独立自主的系列，并互相影响。

这种观点是一种视错觉，是过分简单化地把经济理解一个因素造成的。

为了“完整性”

的要求，其他因素只得绕这个因素排列起来。

毫无疑问，金钱的占有本身并不是地位资格，正如贫困本身不是资格的丧失一样。

但是，即使财富或贫困代表经济地位而不是阶级归属，它对社会地位和政治的具体作用如何仍将取决于社会经济结构。

例如，我们可以把唐吉诃德式行为的问题解释为一种价值观的移置，譬如说某种地位荣耀感，从已经陈旧并正在消失的社会制度，移置到一个价值观结构和等级完全不同的社会中。

旧的价值观在旧制度中畅行无阻，在新社会则令人感到很离奇，并产生一种完全相反的效果或意义。

某种价值观的功能的变化从根本上讲不是主体进化的结果，而是社会关系客观变化的结果。

权力问题，权力的结构与变化的问题也是同样。

我们不能在经济因素（财富、财产实力等）的基础上把握这些问题，只能从具体的社会形态经济结构的规律出发来把握它们。

总之一句话，财富的分配（“经济”

）、权力的等级和结构（“权力”

）、社会地位的品第（“威望”

）都由规律似的关系决定。

这些关系是在特定发展阶段上从社会制度的经济结构中生长出来的。

问题在于：在一定的社会中权力是如何分配的？谁是权力的执掌者？权力是如何行使的？这就是关于权力等级制度本质的问题。

此外，社会威望的标准和等级如何？谁为什么得到荣誉？哪些人是受到尊敬的权威和英雄，哪些人是异教徒和“恶棍”

？换言之，社会地位的性质和标准是什么？最后还有，财富是以什么方式分配的？社会何以会分裂为富有者和贫穷者（也许应该说占有财产者和很少占有财产者），即按照财富的分配分裂为两部分？韦伯及其学派认为，这些问题都是独立存在的问题。

但实际上它们都是社会形态经济结构派生出来的，只有在经济结构基础上才能得到合理解释。

如果我们把经济结构构成的社会实在的统一错误地解释为形而上学的同一，如果社会实在的具体总体退化为抽象的整体性，那么，强调社会实在的统一无疑会成为科学研究的障碍。

尽管当代社会学放弃了一元论的方法论出发点，转而对社会实在的一些特殊领域或要素做过细的考察，它仍然得出了一些积极的成果。

为此它创造了一系列完全独立的科学学科：权力社会学、艺术社会学、文化社会学、知识社会学、宗教社会学等。

相反，单纯地坚持正确的（潜在地是正确的）出发点，不在具体总体中实现出发点所包含的真理，只能导致粗俗的重复，从而停滞在形而上学的同一和空洞的总体性上。

2.艺术及其社会等价物

哲学提问与循环论证是根本不同的。

但究竟谁迷失于循环之中，谁在进行哲学提问呢？循环推理的运演带有一个朴素的无意识观念，即限定性循环是提问本身造成的。

问题先已概述出来，提问先已拟好，推理只集中于推敲它自己的概念。

然而，概述并选择问题的是谁？使推理枯竭的这个圆圈是谁画的。

关于现实主义和非现实主义的争论，促使人们重新更精确地制作定义，改造概念，用一些新名词代替旧名词。

但所有这些都建立在一个未经审查的暗含的假定之上。

人们在艺术家对实在的态度问题上争论，在艺术家描述实在的手段问题上争论，在他反映实在的这个或那个方面的适当性、忠实性和艺术精确性的问题上争论，但是却始终心照不宣地假定，实在本身当然是最明显最熟悉的东西，是最不需要质疑和研究的东西。

但是，到底什么是实在？如果把基本的问题留在黑暗之中，只在第二性的问题上做文章，关于现实主义和非现实主义的争论能有多大的成果呢？这个讨论本身不正需要一个“哥白尼式的转变”

，需要把这个完全头足倒置的问题重新放在坚实的基地上，从而为所有其他问题的解决提供先决条件吗？

有关现实主义或非现实主义的一切观念，都以某种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实在观为基础。

艺术中什么被看作现实主义，什么被看作非现实主义，往往取决于什么是实在，取决于人们如何理解实在。

因此，对这个问题的唯物主义考察一开始就要以这一依存关系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