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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怎样发明了征兆103（第1页）

马克思怎样发明了征兆[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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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近些看，这部电影的结局是什么？对这种乏味快感情形的两种反应是相互对立的；一方面是贾德对快感的放弃，他的公开宣扬共产主义（因此他不可能成为克格勃特工）；另一方面，盖伊作为极端腐化的快乐主义者，他的游戏也已濒临崩溃的边缘（“诸神”

通过仪式性打击羞辱了他，因为他的敌人，一位爱国事业的探索者揭露了他与一个年轻学生的同性恋关系：盖伊因此失去了晋升的机会，他本来要在翌年成为“诸神”

的一员的）。

此时盖伊意识到了下列事实，摆脱这种难以忍受的情形的关键在于他与贾德的移情关系，有两个细节把这一切生动地展示了出来。

第一，他再次接近贾德，这倒不是为了摆脱资产阶级偏见，尽管他满口的平等和友爱，而是因为他依然认为“某些人优于其他人是因为他们**的方式不同”

；简言之，他追逐这样的主体——他在其非一致性，短缺中向之移情的主体。

第二，他向天真率直的贾德展示移情的机制；贾德认为他对共产主义真理的信仰来自他对历史与马克思文本的全面研究，盖伊对此回答说，“你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这并不是因为你理解了马克思；你理解了马克思，是因为你是一个共产主义者！”

——这就是说，贾德理解了马克思，是因为他预先假定马克思是督促人们接近历史真理的知识的传播者，就像一个基督教信奉者，他信仰基督并非因为他已经被神学观点所说服，与此相反，他之所以能够接受神学观点，是因为他已经处于神学光辉的照耀之中。

初看上去，似乎是，因为上述两个细节，盖伊即将令自己摆脱对贾德的移情（他在自己的非一致性中追逐贾德，甚至揭示了移情的机制问题），但真实的情况依然与此截然相反：上述细节只能证明拉康的下述说法的真实可靠，“知者迷失”

les[27]）恰恰作为一个“知者”

，盖伊跌进了移情的陷阱——对于贾德的两次接近，其意义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显现出来的：他与贾德的关系已经是移情性的了（这就好比接受精神分析的人在精神分析者身上发现了微小的弱点和错误，并以此为乐；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移情已经开始发挥作用）。

盖伊在皈依苏联之前突然发现了自己，这种状态，这种极端紧张的状态，通过他对贾德的回答完美地呈现了出来，他说他要为自己目前陷入的混乱状况负责（如果他还有一丁点儿判断力，如果他还知道掩藏他的同性恋，而不是以某种煽动性和挑衅性的方式到处炫耀，就不会出现那令人不快的败露并令其毁灭）：“假如换了别人，也是这样漫不经心的轻举妄动，情形又会好到哪里去呢？”

这当然恰恰是拉康在其特定的人性维度上为欺诈所下的定义，在那里我们借助于真理，欺诈大他者：在一个人人都在寻找掩藏在面具下面的真实面孔的世界里，使别人误入歧途的最佳方式就是戴上真理的面具，但长期维持面具与真理的契合也是不可能的；这种契合远远不能使我们获得某种“与同伴的直接接触”

，因而它把我们难以忍受的情形呈现了出来；一切沟通都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完全被这个揭露孤立了起来——成功沟通的必要条件是表象与隐藏起来的背面二者之间的距离达到最小值。

因此唯一的出路只能是逸入对先验的“另一个国家”

（共产主义）的信仰之中，逸入一项阴谋之中（成为一个克格勃特工），这引入了面具与真实面孔之间的巨大缺口，所以在盖伊回忆的最后一个场景中，当贾德和盖伊一起横过校园时，盖伊已经成为一个信徒：他的命运已经注定了，尽管他对此还一无所知，“如果共产主义是真的，那不是奇妙的事情吗？”

他的这一诱导性语言揭示出了他的信仰，他在当时还在转送于他人——所以我们才能在几十年之后，直接步入莫斯科的流亡地，在那里，把老朽无力的盖伊与其国家联系在一起的快感残余（leftoverofe），只剩下了对板球的回忆。

十、卡夫卡：阿尔都塞的批判者

因此，符号机器（“自动机”

）的外在性并非仅仅是外在的：它同时是这样一个场所，在那里，我们内在的，最“真挚”

和“隐秘”

的信仰的命运，已经被事先安排和决定了。

当我们使自己屈服于宗教仪式的机器时，我们已经在信仰它而又对它一无所知；我们的信仰已经物化在外在仪式之中；换言之，我们已经无意识地信奉着什么，因为正是从符号机器的这一外在特性中，我们才能解释无意识的状态——它根本就是外在的，是无法投递、无人解读的死信，信仰是这样的事物，它是对死亡、难解的信件的服从，正是在隐秘信仰与外在“机器”

之间造成的短路，成为帕斯卡尔神学最具颠覆力量的内核。

当然，在其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中，阿尔都塞为帕斯卡尔的“机器”

提供了一个精致的当代版，但其理论的弱点在于，他或他的学派从来没有成功地设想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与意识形态质询二者之间具有怎样的联系：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帕斯卡尔式的“机器”

，意指自动化）自身是如何“内在化”

的，它是如何制造出对事业的意识形态信仰这种结果的，又是如何制造出主体化、对某人的意识形态立场的认知这种互相关联的结果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国家机器的外在“机器”

在行使其权力，它只能通过为人体验的方式，在主体的无意识机理中，只能作为创伤性的、无意义的禁令而行使其权力。

阿尔都塞仅仅谈及意识形态质询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意识形态的符号机器被“内化”

于对意义与真理的意识形态体验之中；但我们从帕斯卡尔那里得到的结论是，这种“内化”

，借助于结构上的必然性，是从来不可能成功的；总是存在着粘在它身上的创伤性、非理性和无意义的残留、剩余和污点；这剩余，虽然远远不能阻碍主体对意识形态命令的完全屈从，却也正是它的条件，恰恰是无意义创伤的非整合性剩余，把无条件的权威授予了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