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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理论 从乌托邦的理想到辩证的希望102（第7页）

墓地和集中营、工厂、购物中心和迪斯尼乐园，琼斯敦[3]、民兵集训营、开放学制办公室、新哈莫尼，“私托邦”

和“生态乌托邦”

，这些全部都是另一种做事方式的场地，并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是“异托邦的”

。

由于它的多样性，乍一看显得如此开放的东西突然显得要么是平庸（一个混乱的、异质的、多样的空间、任何“不同的”

事物——无论怎样定义——都可能会发生于其中），要么是一个更加有害的空间碎片，这些空间在一个更加广泛的历史和地理转变的辩证法中是封闭的、排他性的，甚至是危险的。

异托邦这个概念能够坚持对空间异质性的更好理解，这是个优点，但是对于一个更加时空化的乌托邦理想的外表特征却提供不了任何线索。

福柯提出质疑并助长其动摇（特别是在话语领域），但对于任一种替代方案会如何构成却不能提供一点线索。

现在，我们从过程导向的乌托邦理想（protedutopias）的立场来思考这个问题。

这种据说应该不断开放且仁慈的乌托邦社会过程，如市场交换，不得不凝固为一种在某个地方以某种方式存在的、以空间为秩序且制度化的物质世界。

社会的、制度的和物质的世界（围墙、公路、领土细分、统治制度、社会不平等）要么存在，要么不存在。

这种非此即彼的辩证法是无处不在的，这样的结构一旦建立就很难改变（核电站将束缚我们好几千年，随着时间的推移，法律制度聚焦了越来越多的惯例）。

尽管我们会努力创造灵活的景观和制度，但因为变化条件随时间变得越来越僵化，所以结构的稳固性往往会增长。

与一个世纪前相比，彻底改造像纽约或洛杉矶这些地方的物化组织形式现在连想都比较难了，更不用说做了。

自由流动的过程在各种结构中、在各种组织、社会、文化和物质的现实中得到了例证，那些现实需要相对的永久性、稳固性和不变性。

物化的过程乌托邦不能逃避封闭问题或者它们自己制造的对传统、制度惯性等诸如此类东西的硬性积累。

自由市场的乌托邦理想越是集中于现存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平等和不自由，它就越难以改变或者甚至保持它自己的轨迹。

在当代，任何重建社会过程的斗争必然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如何推翻由自由市场本身制造从而成为社会相对永久性特征的这些结构（既有物质方面的，又有制度上的）。

虽然这个任务使人畏缩，但并非不可能，新自由主义的革命议程在过去20年里已经完成了许多物质上和制度上的改革（想一想英国和美国非工业化的双重影响和工会权力的缩小）。

因此，当我们探索替代方案时，为什么就不能去设想同样引人注目的变化呢（虽然是在不同的方向中提出）？

正是从这方面出发，思考罗伯特·昂格尔的著作就非常有益了。

像列菲伏尔一样，罗伯特·昂格尔也致力于解放方案的探究，同样渴望避开传统乌托邦构想的错误。

他集中于社会过程和制度个人的转化。

果然不出所料，他对现存制度和行为的批判是强而有力的。

那么，他如何设想替代方案呢？昂格尔坚持认为替代方案应该出自对既存制度，个人行为和习惯的批评和实践斗争，从而避免了乌托邦理想（最直接地，这些安排通过出自资本主义长期历史的西方民主模式而得以实现）。

因此，他仅仅对“道路中的下一步骤”

感兴趣，而并不是对某些普通的转变原则或某种千年幻想的描述感兴趣。

然而幻想的思想（visiht）和想象的斗争对这种努力来说却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对理想的思考变成了梦想的或外在的，以致它展示了一幅已根本改变了的社会生活计划的景象，尽管只是部分的和片断的，并在证明方面也不严格坚持惯常的和确定的人类联系模式。

这种空想家是这样的人，他们声称不受他或他的对话者所处的传统界限的约束……请注意，幻想的思想并不天生是信奉千禧年的、至善论的或乌托邦的（在通俗意义上）。

通常它没必要也不会呈现完美社会的景象。

但是它确实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我们必须自觉地重绘可能和可欲的人类联系形式的地图、发明人类联系的新模式并设计能体现它们的新的实际安排。

（Unger，1987b）

昂格尔著作的中心思想是一个简单但却有力的辩证法概念。

只有改变制度世界我们才能同时改变自己，正如只有渴望改变我们自己才有可能改变制度。

他写道：“劳动技术和社会分工在日常生活中越是呈现为一个僵化的功能分配，它们就越是应该在‘文化革命’的挑衅和不和谐这种微观水平上以及制度创新的宏观水平上加以摧毁”

。

尽管如此，建立一种既自由又有改革能力的更彻底的民主统治的授权与被授权体系仍是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