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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治意识形态与思想学术自由（第1页）

四、政治意识形态与思想学术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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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历史理论中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内在紧张，在深刻改变和影响了现代世界基本面貌的苏俄革命、中国革命的历史洪流中，一方面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被高度凸显出来，成为武装共产党人、号召人民大众推翻统治阶级的巨大理论力量和精神武器，并由此推动了社会革命的历史性成功；另一方面，在苏联和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马克思历史理论关于“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

的历史观点，以及与历史观点相联系的对现代形式自由的历史性的肯定，却没有得到应有注意，而基于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而来的对现代资产阶级形式自由的批判，使得包括苏联和中国在内的所有处于传统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国家，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严重忽视了以形式理性（形式的合法性）为基本特征的法律体系之于现代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之于国民权利意识培育和人权保护的基本意义。

1.政治意识形态与学术研究联姻的历史后果

列宁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继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又一座伟大的里程碑。

列宁阅读、摘录和评注了大量哲学史上的名著，他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阅读、理解和阐释，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最重要的篇章之一。

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地位独树一帜，他的哲学笔记和著述是一座巨大而深邃的思想宝藏，需要深入认真地探索、挖掘和研究。

斯大林关于列宁主义的阐释，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制订和阐发，同样功莫大焉，是一笔不可忽视的宝贵的哲学财富，我们应当带着严肃的历史主义态度加以珍视和研究。

问题在于政治与哲学的边界究竟如何确立和划分。

政治领袖的伟大的哲学创造不能包办和替代学院派的独立思考和学术研究。

这一在今天看来已经基本得到解决的问题，在传统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历史上却是一个长期没有被自觉意识到的、从而也就不可能得到理性解决的问题。

作为革命家、政治家和战略家的列宁，为赢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05）和社会主义革命（1917）的胜利，必然以马克思的哲学—经济学批判为理论武器，并同各种各样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潮作斗争，以形成高度统一的政治共识、组织纪律和行动意志。

列宁从哲学理论上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进行斗争，从革命实践和政治斗争的现实需要上讲是完全必要的，非如此便不可能形成统一的阶级意识、思想共识和行动意志，就不能获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但政治又毕竟不同于学术，政治实践运行的逻辑又毕竟不同于学术研究发展的原则。

如果说政治生活需要统一认识、统一思想和统一意志，那么在革命已经胜利、国家已经进入和平建设的时代条件下，学术发展的法则就恰恰需要在服从宪法和法律条件下的有法治保障的个性、自由和独立。

因此，一旦政治意识形态与学术研究不加分析地、没有边界地联姻、一体化，就有可能由于政治权力、政治意识形态的干预而损害学术研究和思想表达的自由。

苏联特殊历史条件下发生的种种悲剧性事件，就是在这一问题上给我们留下了许多严重教训。

作为政治家、革命家的列宁，一直生活在异常残酷的军事战争环境中，他那严厉批判一切非马克思主义思潮以达到纯洁目的、追求统一的思想意志和政治倾向，在俄国革命胜利后得到进一步加强。

但如果由于对列宁主义的忠诚而把政治上追求统一的方式推行到学术思想领域，并借助于政治意志和政治权力去强力推行这种统一，结果自然可想而知。

列宁主义观念成了学术界无可争辩的唯一最高裁判。

[1]政治与学术就这样结下了不解之缘，学术对话中的民主主义精神被对列宁主义的教条主义理解所束缚和压抑。

如果说政治上的统一思想、统一意志有其绝对合理的历史必然性，那么学术领域中的平等、民主对话和自由探讨本来也就不言而喻。

然而当时却没能形成这样的学术自由气氛和学术发展原则。

这种情形在斯大林时代被进一步向前推进，并在某种特定的政治条件、政治气候下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在苏联哲学界内部缺乏民主精神和平等对话，且不能容忍哲学的独立研究、自由思考的情况下，作为政治领袖的斯大林非但没有自觉地为学术自由创造必要的政治环境，反而基于自己独断的、不容争辩的哲学原则亲自参与了哲学界内部的争论。

斯大林甚至亲自组织了对德波林学派的批判。

“1930年12月9日，斯大林同志与支部局讨论哲学战线状况问题时的意见，是以最完全的明白性把德波林学派的见解规定为孟什维克化的唯心论的见解，并且明确地决定了在哲学战线上扫除唯心论碎屑的任务，决定了哲学上的两条战线斗争及研究列宁哲学遗产的任务。”

[2]在斯大林政治意志的强力干预下，德波林及其学派便不可能继续保持自己的哲学思考的独立性格。

而同样具有反讽意味、且应特别引为教训的是，德波林及其学派本身，也曾一度奉行了这样一种学术上的霸权立场、思想原则和行动方式，它在自己遭到批判之前，亦因不能容忍异己而对他人的哲学观念、哲学流派大加讨伐。

从德波林学派对其他派别的讨伐，到苏联红色学院支部局批判德波林学派的决议，再到德波林在斯大林政治强力高压下所作的痛苦、屈辱的自我批判，反映出苏联当时哲学、学术界的政治意志和意识形态空气是多么咄咄逼人、森然可怖。

[3]因此，学术探讨中基于法治保障的平等对话、自由争鸣和民主精神，就由于政治领袖的强力干预而销声匿迹、**然无存了。

这样，哲学家们也就不可能以对科学、对真理负责的态度表现出自己独立的学术个性和学术品格，从而也就自然堵塞了他们通向学术自由的现实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