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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对世界政治的评注（第4页）

[15]。

三、巴枯宁的俄国农业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

米·巴枯宁长久以来试图同卡尔·马克思建立友谊，并且努力掌握《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本思想。

他们之间矛盾的产生首先是因为巴枯宁在“国际工人协会”

内部他的无政府主义追随者中组织起一个特殊联盟，由此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指导造成障碍。

因此，马克思在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上希望将“总委员会”

驻地由伦敦迁往纽约，就是为了封锁“巴枯宁分子”

。

后来，巴枯宁在《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1873年）一书中阐述了他的理论思想。

马克思摘录了这本书，并且作了批注。

巴枯宁的主要论题是对马克思独裁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抨击，巴枯宁将这种社会主义看作是典型的普鲁士－德意志式的。

马克思对这种正面攻击进行了反击，指出德国的社会主义者不是普鲁士的追随者，普鲁士首先是通过沙皇俄国的影响才在欧洲发挥较大的作用。

不同于相信独裁的德国人，以及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巴枯宁认为——俄国农民生来就是喜欢自由的社会主义者。

因此，斯拉夫人决不允许自己受制于“马克思先生和恩格斯先生以及跟着他们跑的倍倍尔先生、李卜克内西先生和几个舞文弄墨的犹太人的独裁专权领导”

，而是“竭尽全力来防止斯拉夫无产阶级自取灭亡地同这个党结成同盟”

，这个党是“纯粹‘资产阶级的’，并且完全是德意志的、即‘残害斯拉夫人的’政党”

[16]。

对于巴枯宁来说，重要的是全欧洲的“均等化”

。

而农民——在一场如马克思心中的无产阶级革命之后——“大概要受城市工厂无产阶级的管理”

[17]。

相反，马克思强调，凡不同于英国还存在独立的农民的一切地方，取得成功的无产阶级“不能……得罪农民……例如宣布废除继承权或废除农民所有权；只有租佃资本家排挤了农民，而真正的农民变成了同城市工人一样的无产者、雇佣工人，因而直接地而不是间接地和城市工人有了共同利益的时候，才能够废除继承权或废除农民所有制”

。

巴枯宁认为，从民族的观点来看，“斯拉夫人将由于同样的原因对胜利的德国无产阶级处于奴隶般的从属地位，正如德国无产阶级对本国的资产阶级处于奴隶般的从属地位一样”

。

对此，马克思果断地回答：

小学生式的胡说！

彻底的社会革命是同经济发展的一定历史条件联系着的；这些条件是社会革命的前提。

因此，只有在工业无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在人民群众中至少占有重要地位的地方，社会革命才有可能。

无产阶级要想有任何胜利的可能性，就应当能够mutatismutandis［变通地］直接为农民做很多的事情，至少要像法国资产阶级在自己革命时为当时法国农民所做的事情那样多。

想得真妙，工人的统治竟然包括对农业劳动的奴役！

但是这里恰好暴露了巴枯宁先生内心深处的思想。

他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社会革命，只知道关于社会革命的政治词句。

在他看来，社会革命的经济条件是不存在的。

由于在此以前存在过的一切发达的和不发达的经济形式都包括了对劳动者……的奴役，所以他认为，在这一切形式下，彻底的革命同样都是可能的。

不仅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