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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20世纪后期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第3页）

另一位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批判的代表人物就是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又译弗雷德里克·詹明信），他从分析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实践入手，将文化研究与政治学批判结合起来，阐释了一种文化政治学批判理论。

在詹姆逊看来，“后现代”

是晚期资本主义的主导性文化特征，它的断裂和碎片化的特征将原本自律性的文化引入到现实生活层面，渗透到社会的所有领域：“如今，各个社会层面成了‘文化移入’，在这个充满奇观、形象、或者蜃景的社会里，一切都终于成了文化的——上至上层建筑的各个平面，下至经济基础的各种机制。”

[46]因此，詹姆逊认为，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政治分析必须借用文化的力量，进行一种后现代文化政治学的批判，通过文化政治的反抗达到对资本主义的拒绝。

詹姆逊对资本主义文化实践的批判主题是广泛的，涉及文学文本、建筑、电影、快感等众多文化现象。

在他看来，所有这些文化实践都体现了资本主义文化政治的意识形态特征。

在文学和叙事中，文本暗示、假设、批评或鼓励的内容都是具有象征意义的，阐释模式都带有一种理论负载，它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并不是投放到象征生产的某种东西；审美行为就是意识形态本身，美学生产或叙事的形式，就其虚构的意象性或形式地‘解决’不可转移之社会矛盾作用，本身就当被看作一种自治的意识形态行为。”

[47]在建筑领域也是如此，每一种建筑风格都带有时代的意识形态特征。

例如，现代建筑的范式总是具有消解对立、调和矛盾的象征性，而后现代建筑的风格则倾向于固定矛盾本身。

因此，詹姆逊指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意识形态已经不知不觉地内化在文化形态之中，使资本主义的文化呈现一种“政治无意识”

的状态。

作为一种微观政治学理论，詹姆逊的文化政治学既批判了文化实践中存在的意识形态的操控性，同时它也注意到各种微观的文化力量所具有的社会变革的潜能。

以“快感”

为例，在詹姆逊看来，在晚期资本主义的后工业时代中，快感一方面既是一种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符号和政治口号；另一方面，由于它蕴含着对新的需要的追求和向往，从政治价值来看，它还是一种变革社会体系的乌托邦力量。

最终，詹姆逊将文化政治学的任务定位为建立一种后现代主义的认知绘图美学，它将使我们在晚期资本主义世界混乱的空间中重新把握自身的主体地位并重获一种文化革命的行动和斗争能力。

2.后马克思主义的激进多元民主思想

恩斯特·拉克劳和查特尔·墨菲是后马克思主义的领军人物。

以《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等著作为代表，拉克劳与墨菲在葛兰西的理论基础上重新阐释了“领导权”

问题，并对走向多元化的民主政治思想进行了论述。

为了实现对马克思理论的“再激活”

，后马克思主义面对强调偶然性、断裂性、多元性的后现代主义政治状况，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范畴进行了解构和再阐释，确立了新的理论出发点。

可以从“领导权”

和“激进多元民主”

这两个核心概念入手分析后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观的内涵。

其一，体现偶然性逻辑和非固定性特征的领导权。

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政治分析的核心范畴就是领导权。

在对这一范畴的阐释中，后马克思主义深受后结构主义解构思想的影响，认为不应该从阶级还原或者生产力的决定作用的角度来理解领导权，领导权的逻辑应该是偶然的和不固定的。

在对领导权概念进行了“谱系学”

的分析之后，拉克劳和墨菲指出，传统的对于领导权任务和阶级之间的必然联系被打破了，社会不确定性开始发挥作用。

因此，后马克思主义要构建一个超越社会实证性的领导权概念，即通过不同要素的“连接”

而完成的领导权实践，这种领导权的实践必然是具有多义性和不确定特征的，因为“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领导权实践的领域来自于社会根本上的不确定性……这就意味着，任何具有领导权期望的政治永远不可能把自己当成是一种纯粹内在性空间中的复制品，而总是必须在多元层面上移动自己”

[48]。

因此，拉克劳和墨菲所建构的领导权就必然是一种非决定性的、以连接和接合为实践方式的政治关系。

其二，体现差异性逻辑和去中心化特征的激进多元民主。

拉克劳和墨菲所倡导的民主政治从根本上反对传统的同等和统一性逻辑。

“多元主义每个术语的自身建构，是改变平等学说的一种结果，只有在这个意义上，这种激进的多元主义才是民主的。

因此，在首要的意义上，激进的和多元的民主计划只是在同等—平等主义逻辑普遍化的基础上为自主性领域的最大化进行斗争。”

[49]因此，拉克劳、墨菲的激进民主政治要遵循的就是更具开放性和多样性的差异性、多元化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