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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20世纪后期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第5页）

的意识形态中。

长久以来，人类逐渐丧失了对自然的敬畏，转而把自然当作人类社会发展的被动资源，通过充分占用自然资源以满足人类的需要。

莱斯指出，这种“控制自然”

的观念建立在社会与自然二元对立的基础上。

这种思维带来的恶果最终不是对自然的奴役，而是引发人与人之间的分裂，导致对人的奴役的产生。

“在由‘征服’自然的观念培养起来的虚妄的希望中隐藏着现时代最致命的历史动力之一：控制自然和控制人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

[53]奥康纳则认为，人类的社会劳动既被赋予了自然特征也被赋予了文化特征，是两者的统一的体现。

然而，在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随处可见文化与自然的二元对立。

因此，劳动活动中的文化维度的丧失便造成了文化与自然之间的分裂：“在20世纪，文化与技术水平、协作方式、生产工具和技术、自然界的形式以及自然景观的样态之间的统一性以一种更快的速度在消失着。”

[54]因此，生态马克思主义坚持认为，二元对立的思维是造成人与自然对立分裂的文化根源，不仅如此，资本主义文化中的功利主义、消费主义和自由主义同样是促成生态危机的文化因素。

最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主张建构一种生态的社会主义来摆脱环境危机。

这种生态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别无二致，只是更加重视和强调工人群体的健康、社区的污染等生态环境问题。

生态社会主义实行的是对资本主义工业生产进行生态化改革的经济运行模式，采取维护公正与和平的民主政治管理体制以及遵循生态律令的全新文化模式。

在这种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将获得重新定位，从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自然的对立转变为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秉承着马克思哲学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文化立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中各种破坏生态的深层机制展开了政治学批判。

从一直以来处于边缘位置的自然权力的立场出发，探寻了资本主义制度中经济理性、分配正义和二元对立、功利主义等思想文化因素对生态危机的负面作用，凸显了新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的微观政治学转向。

2.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性别控制理论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的第二次妇女运动使女性问题的重要性再次凸显。

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女性的从属性地位不是自然和生理的，而是从社会和历史根源入手对劳动分工、父权制、性别控制和意识形态等造成女性不平等地位的因素予以尖锐批判，对女性解放的途径进行了有针对性的研究，为两性关系中被边缘化的女性主张平等的权力和机会。

早期的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从经济角度对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和生产方式进行了批判。

像玛格丽特·本斯顿、达娜·库斯塔一样，许多早期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者普遍认为，造成女性从属性地位的根源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在公共性的劳动中，女性在劳动市场上的地位明显低于男性，而且获得的劳动报酬也要少于男性。

除了从事生产性的劳动，女性还是家务劳动的主力，家务劳动为资本主义生产再生产劳动力，其本身是资本主义再生产的重要环节和内容。

然而，女性从事家务劳动和生产却得不到工资，这些家务劳动便是妇女受压迫的经济根源。

由此，家庭就是女性受压迫和剥削的场所。

后期的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从社会关系、意识形态与文化方面入手对父权制进行了批判。

以海蒂·哈特曼为代表的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不满足于将女性权力的边缘化根源诉诸单一的经济因素，而是将资本主义制度与父权制结合起来予以批判性考察。

哈特曼认为，父权制作为一种明显不平等的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相结合实现了男性对女性的性别控制。

“父权制的物质基础不仅建立在家庭要养育孩子这件事上，而且建立在能够使男性控制女性劳动的所有社会结构上。”

[55]因此，如果说资本主义使女性在劳动市场边缘化，那么父权制通过男性对女性劳动的控制、现代婚姻制度等手段，使女性不仅在婚姻和家庭中承担繁重的劳动和责任，而且在整个社会中的劣势和次要性的地位进一步被强化。

朱丽叶·米切尔更注重将对父权制的批判与意识形态批判结合起来。

她指出，女性受歧视和压迫不仅表现在经济和社会关系方面，文化意识形态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父权制社会的经济和社会组织形式发生了变化，女性的附属性地位更多地是由意识形态层面的因素决定的。

例如，俄狄浦斯情结对女性的影响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将一种观念和内涵植入女性的意识，对女性形成一种精神上的束缚。

因此，米切尔认为，女性的反抗和最终的解放途径也必须用一种“文化革命”

的形式完成。

应该说，从米切尔开始，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开始了一种明确的文化转向，包括性、语言、符号等概念都成为体现性别控制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

对“女性”

这一概念的语言学分析以及对有色人种女性之间差异性的研究，都成为回答女性边缘化、从属性命运的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