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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20世纪后期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第7页）

最后，从文化革命的角度提出构建一种民族文化的主张。

除了通过彰显话语权力的政治文化反抗之外，后殖民主义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一种民族文化复兴的革命战略，法侬是这一理论最突出的代表。

法侬所倡导的民族文化并不是狭隘意义上的、某一个特定民族或国家的文化，而是恢复殖民地地区被殖民以前的本土文化。

由于被西方文化帝国主义宣扬的意识形态所蒙蔽，殖民地文化被打上了野蛮和落后的标签。

法侬呼吁本土知识分子恢复对民族文化的信心和希望，张扬民族文化尊贵、辉煌、庄严的原貌，以此来摆脱西方文化的吞没和蚕食。

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相一致，法侬认为这种民族文化革命的实践主体应该是广大人民。

并且这种革命不是单一领域的，而是作为不发达国家进行自由斗争的核心部分来实现。

法侬相信：“殖民地人民为恢复民族主权而进行的自觉和有组织的事业最充分、最显明地体现了文化的存在……因为民族以自己的形成方式和自身的存在对文化发挥着根本性的影响。

一个诞生于人民的集体行动之中、体现了人民的现实追求并改变着国家的民族一定会表现出异常丰富的文化形式。”

[59]因此，与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斗争相结合的民族文化复兴运动将重新激活本土文化的活力，成为反抗文化霸权的有效途径。

2.发展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体系批判理论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资本主义制度世界性的延伸、扩张带来了资本积累和政治秩序上的剥削、支配、不平等。

发展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站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上，对世界制度中的“中心—外围”

格局的形成展开了深刻批判，这些理论体现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时代中反抗霸权、谋求发展的探索和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广大亚非拉国家虽然逐步摆脱了西方国家的殖民统治，但是发展速度仍然十分缓慢。

为了解释这种现实，发展理论以马克思对资本积累、增值、扩张的批判为理论基础，从资本主义世界制度中的不平等关系角度入手，指出以资本主义为核心的现代世界体系呈现出一种霸权主义的特征，它们以发达国家的利益为中心，通过经济、政治和文化活动的剥削、干预和影响来支配发展中国家，造成了这些地区的边缘化、外围化，长期处于欠发达状态。

虽然发展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内部在观点上存在差异，但是仍然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挖掘其理论的一致性。

其一，发展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普遍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经济政策和技术手段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的欠发达状态和依附性、边缘性的地位。

资本主义依靠资本积累的不停运动，通过贸易中的不平等关系和经济扩张等手段使处于外围和边缘的国家对中心国家形成了商业、金融和技术等方面的依附。

弗兰克认为，直到工业革命之后，资本主义国家才开始确立世界霸主的地位，逐渐把资本主义生产模式扩大到了今天的发展中国家，破坏了那里原有的经济形态。

然而，“这个工业通过工业革命在技术上、经济上以及政治上所产生的成本与价格降低，通过运输成本的急剧下降而消灭了天然的保护，通过实施或接受‘自由贸易’以符合出口资产阶级的经济与政治利益，从而获得了国外消费者”

[60]。

阿明也指出，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向外围国家转嫁危机来克服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矛盾：“资本输出能使各种形式的生产在外围地区建立起来，那些生产虽然是现代化的，但却享有低工资成本的好处。

就在那时，不平等交换出现了。

换言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生产能力增长快于消费能力的倾向，这种倾向要不断靠降低利润率的办法来加以克服——从中心地区转移到外围地区，并从中心地区的国家形态转换成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范围。”

[61]正是通过这些经济手段，在现代世界体系中逐渐形成了中心与外围之间的不平等关系。

其二，发展中国家的依附和边缘状态不仅表现在经济领域，还表现在政治和文化等社会形态中。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这种不平等结构在文化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处于核心和中心地位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意识形态的输出将自己的文化描述成一种普遍化的世界文化，从而保证自己霸权的合法化。

在阿明看来，外围地区的不发达过程不仅是经济依附的问题，同时还交织着政治和文化依附。

随着资本主义消费文化在外围地区的输出，不发达地区的经济、文化和政治领域中的依附性和不平等现象逐渐加深：“群众的贫穷化保证少数人收入日益增加而使他们能够采取欧洲式的消费模式。

这种消费模式之扩大带来了奢侈品生产部门的利润并加强了特权阶级在社会上、文化上、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结合。”

[62]沃勒斯坦（又译沃伦斯坦）对于世界体系中存在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霸权与不平等进行了专门论述。

在他看来，由于受到经济利益的影响，文化在建构的过程中很难是中立的。

因此，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主流的文化就是一种为不平等现实进行辩护的意识形态。

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意识形态包括两种主要的文化，一方面是普世主义，另一方面是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

普世主义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扩展提供了合理的确证，而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则使等级和不平等得到合法化。

因此，沃勒斯坦尖锐地指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文化’是一个理想的体系，是我们历史地、集体地试图与这种特殊体系的社会现实的矛盾性、模糊性和复杂性相妥协的结果。